我乐于接受如下要求：介绍我生平事迹的特点，同时特别注重我的经济学观点。因为我的毕生事迹已接近尾声，而且关于一生事迹的总结应该由我自己来作，所以现在正是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
我出生时的国家制度已不复存在。1918 年的风暴已把它摧毁了。但是在我的青年时代，这种国家制度已处在衰亡和解体的过程中，这种过程对于我的思想发展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我的家系就是奥地利帝国民族混杂状态的一个缩影。我是在 1854 年 10 月 16 日在布拉格出生的，是一个捷克人和一个德国人的儿子。我的外祖父是维也纳人，但是他的父亲则来自匈牙利（我猜想是来自克罗地亚），娶了一位意大利女子为妻。我的外祖母是奥地利东北部人。我的祖父是捷克人，而我的祖母却是波兰血统的人。
我的父亲始终抱有捷克民族思想，和他相反，我的外祖父虽然在布拉格住了将近二十年之久，却没有学会一句捷克话。当时的布拉格，按其通用的语言来说，还是一座德国城市。在 1848 年，他非常坚决地关心德意志的事业而反对捷克人，以致当温提什格累兹（奥地利元帅，1848 年曾率兵镇压布拉格的起义。——译者）向起义的布拉格城进行炮轰时，群情激昂的捷克人曾使他感到苦恼万分。
后来，反动势力对待捷克人和德国人都一样残酷，于是，对警察统治的共同憎恨暂时调和了民族矛盾。我的双亲就在这时结了婚，我就是他们的长子。
我是在一种对专制统治的憎恨情绪中长大的，同时还带有一种对国家制度本身的藐视态度。在 1859 年和 1866 年的两次打击（指 1859 年意法两国的对奥战争和 1866 年普意两国的对奥战争。——译者）以及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爆发以后，至少在我周围的人们中间（无论是德国人或捷克人），几乎再没有人相信这种国家制度还有生存的能力。
我最初的政治思想是民族思想。我曾满怀捷克民族主义思想，而且是最激进的、胡斯式的捷克民族主义思想。但是，我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片面的捷克民族主义倾向的。我自幼说的是德语，我母亲的娘家是德意志式的家庭。我在九岁时就迁居到维也纳，但仍然是在一种完全德意志式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从 1866 年以来，我在民族问题上也同情奥境的德意志人，因为我渴望奥境的德意志人同其他德意志人能在一个共和国中统一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民族问题上也同情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我崇敬科苏特，尤其崇敬加里波的。我指望由他们来摧毁奥地利。
德法战争发生时，我正处在这种当然十分幼稚的、游移不定的政治感情生活之中。我是站在加里波的那一边的。我起先对法兰西共和国，后来又对巴黎公社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在这时，我接触到一个我以前完全生疏而此后却突然牢牢抓住我的心灵的因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国际主义思想。
我的民族血统自始就不是单单限于一个民族。因此，我毫不费力地就接受了国际思想。我所接受的思想并不是一种对民族毫不关心和毫无了解的思想，而是一种力求以同样的关心和了解来对待一切民族的思想，并且想要以各民族之间自由和愉快的合作来使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在地球上各得其所和繁荣昌盛的思想。
社会主义使我有更多的事要做。我从报纸上得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概念。当时在奥地利，一个中学生，除非特别幸运，是无法获得正确讲解社会主义的读物的，而这种好运气却偏偏不来。
因为我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是由于巴黎起义而引起的，因而也就是来自法国。我就力求获得从法国的社会主义读物里能学到的一切知识。乔治·桑的社会主义小说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倒并非是仿佛它们使我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明确概念，这些小说确实不适于达到这种目的，但是它们却给我以力量和信心。我当时靠独自的努力而从零星的启示中所阐释的社会主义概念（当然是十分零乱的），在我周围的人们中间受到如此的嘲弄讽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他们如此的厌恶卑视，以致我自己也不免对它感到怀疑和犹豫。
这时我看到：当时深受普遍尊敬的乔治·桑期望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我从而获得了一种颇为欣慰的信心。
当我看到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大革命史、十年史以及最后还有 1848 年革命史——时，我就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正面知识。
然而，从中所能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终究还是极不明确的和带有激情成分的。
当我在 1874 年看到奥地利的党刊《平等报》时，才出现了一种转折。这时我就注意阅读德国社会主义的读物，首先是拉萨尔的著作，但是我从而也注意到必须钻研国民经济学。
在 1874 年秋季，我才在维也纳上大学。疾病及其后果，曾使我无可奈何地延长了中学的修业期限。我在哲学系注册入学。此后不久，在 1875 年 1 月，我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的活动总是在科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兼顾两者。这一方面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另一方面，我对此无法评断。我倾向于这一见解：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对我有好处，使我获得了单方面的理论或实践所无法获得的某些认识。在本文中我只想介绍我的科学发展历程，不想介绍我的政治发展历程。但我在这里毕竟也不能完全不谈政治发展历程，因为它对我的科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党经历一个短时期的蓬勃发展之后，在维也纳陷于迅速衰落状态，党的队伍中没有人能在科学上指导我。同时在我的同事以及大学教授中间，我也找不到任何人对我所研究的问题有丝毫兴趣或者曾接触过这种问题。由于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也不敢同奥地利境外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去建立联系。因此，我就不得不在科学上毫无指引地独自摸索我的道路。
在中学里，我就对历史课最感兴趣。我曾决心要成为历史学家，同时也最爱选修历史课，尤其选听麦克思·布丁格和奥托卡·洛伦茨这两位教授的讲课。然而我不满足于单纯的历史叙述，我力求找出一种历史理论，一种向前推动着历史进程的原理；因为谁也不给我讲这种理论，我就准备以青年人的那种胆大无畏的精神靠独自的力量来形成这种理论。我居然在二十一岁时就制定了要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史的大胆计划。因为这部历史当然必须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开始，于是我就也去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
除了研究历史之外，我还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七十年代里，整个文明世界都崇尚达尔文主义。我也热烈赞成达尔文主义；我的历史理论无非是要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发展。
这种理论大约同龚普洛维奇教授在他的《种族斗争》一书（1883 年）中所发挥的理论相仿。当然，我在 1876 年前后对他的理论还毫无所知。当龚普洛维奇发表他的那本书时，我已经把我原来的见解进一步发展成另一种见解了。
但是，除了历史和达尔文主义之外，我还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促使我去从事经济的研究。
我就立即着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这种尝试完全失败了。我灰心地放弃了它，直到我考虑到这本书毕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我必须首先学懂政治经济学。我所看到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是简单平淡的罗歇著作，这本书作为初步的入门书是有益的，但在我看来却显得很枯燥无味。我后来看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书就与此完全不同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书也是如此。当时正是穆勒的声誉最高的时期。好几年来，我钻研穆勒和布克尔的书比钻研马克思的书多得多。另方面，我对于反对英国学派的凯里及其先驱者杜林的著作也很感兴趣；在七十年代，看凯里的书的人很多。然而，由于他们的狂妄和华而不实，我对他们的片面论点总抱着批判态度，对杜林的论点甚至怀有厌恶态度。我对另一位德国教授谢福勒却颇为同情，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之前的年代里他享有社会主义的声誉。除了他之外，还有阿尔伯特·朗格。使我同情的不是他的哲学（我当时是信仰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他的社会观点，他的社会观点与穆勒和达尔文的观点有许多共同点。
达尔文主义是我第一本著作的出发点。我当时有许多理由来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但是同达尔文一样，我承认有机的生物都有一种超过其食物来源而繁殖的趋势。然而我反对那种认为现有的贫困导源于人口过剩的学说。在这方面，我完全赞同社会主义者们的社会批评。但是我同我的同志们有分歧，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如果社会主义消除了下层阶级的贫困，社会主义就会面临如下的危险：社会主义将由于普遍的富裕繁荣而必然导致人口过剩，从而在暂时的境况改善之后又会引起新的贫困。社会主义者们赖以驳斥马尔萨斯的那些理由，如认为人口的增加会神奇地适应当时食物来源的增加，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只有在新马尔萨斯主义中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新马尔萨斯主义在七十年代中期很快就取得了重要地位。
于是我写了一本书，开始参加了社会主义读物的著述工作；这本书反对那种普遍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着淡漠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当时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
这本书的题目是《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维也纳 1880 年版，共 8 章，195 页）。这本书在 1878 年春季就已经写成，一位社会主义出版家布拉克讲明愿意在秋季出版此书。然而在此后不久，响起了霍德尔和诺别林那几响不祥的枪声（霍德尔在 1878 年 5 月对德皇威廉一世行刺，诺别林在同年 6 月对德皇行刺。——译者），于是实行了“反社会党人法”；很长时期不能再想在德国出版社会主义书籍了。靠朋友的帮助，我设法在 1879 年与维也纳一家出版社商妥出版该书，这当然使我很高兴。为了节省印刷费，我删掉了两个原想收入的关于历史资料的附录，其中一个是关于爱尔兰，另一个是关于印度的。当时人们很喜欢以这两国作为证据来说明贫困是来自人口的迅速增加。所以我力求从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条件中找出证据，来说明其贫困是与人口增加毫不相干的。
随后不久，我把关于爱尔兰的附录作为小册子发表；而我费了许多心血写成的关于印度的内容丰富的长篇附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我则让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因为当我有办法出版这个附录时，我的历史观点已不再是旧的了。我已克服障碍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时期内，我所关心的不单单是科学问题和党的政策问题，我热心地参与了党的政治活动，活动的方式是给维也纳的党报和来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撰稿，在 1875 年以后给《前进报》撰稿。我从而就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建立了通信关系；1876 年，我在前往来比锡旅行时，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过个人接触。
自从我入大学以来，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还考虑我个人一个问题：我应该选择什么作为我的职业？我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结合得愈紧密，我觉得在大学里教学的前途就愈渺茫。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要说当教授，即或只当个中学教师，那也都是毫无可能的。当时，党的工作也同样使我无法获得职业。党报很穷，编辑人员为数很少，他们的工资令人想起纺织工人的工资。撰稿是没有稿酬的。
因此，我要找个职业，使我在经济上独立，并使我仍然得以继续进行科学和政治工作，因为我已经把这种工作看成是我的毕生任务。
起先我考虑，我是否应该当个律师。我就在第二学期转了系，注册读法律系。然而我不久就觉得我不适于做法学家。我的思维总采取历史形式；对于我要认识和应该认识的任何事物关系，我总首先考虑这样的问题：它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要使我适应数学思维和法学思维，这总要使我花费很大的力气。我当律师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所以我在第三学期又转回哲学系，但同时我又屈服于一种魔力，这就是艺术的魔力。
我的父亲是画家，我的祖父也是画家。从童年起，我就熟悉绘画和各种绘画理论。我在中学时代也曾出于爱好而画过许多画，因此我就很容易试图以绘画来作为我的职业。然而，由于眼病，我在几个月之后就放弃了这种生涯；虽然这种失望对我说来是十分痛心的，但这也许对我还有好处。因为，纵然我的老师曾断言我有天才，但是如果不以全部精力都倾注于艺术，就不会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既从事艺术，就不容同时专心致力于科学和政治，除非这个人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一位象米歇尔·昂盖罗或辽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人物。我大概只能成为中等的画家，同时也不可能在艺术之外把精力集中于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这样，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只能取得中等的成就。
起先，我还曾试图从事另一种艺术。我的家庭同戏剧的关系，还更超过同绘画的关系。父亲和祖父都是剧院画家，我的母亲是演员，在母亲因病而被迫放弃舞台生涯之后，她还写过剧本和小说。我在中学时就写过短篇剧本和小说。我甚至还试图把我在 1875 年写的一部社会小说发表。我把这部小说寄给汉堡的党报，这家报社拒绝刊登，因为它的主编不愿意为了这部小说而终生坐牢。这部小说违反了好几条法律。不久以后，我也出于另一种理由而不愿把它发表，因为它使我觉得是青年人的愚行。
难道我就不能再写个剧本——它不表现叛逆者的抗议性的反抗，而象七十年代轰动世界的施韦泽的滑稽剧一样无害——而走走好运吗？我终于在 1878 年在维也纳使我的一个剧本在舞台上演了；它居然并没有失败。
但是我自己却从演出中看出：我缺乏那种必要的戏剧气质。尽管有些朋友劝我再继续进行尝试，但我却有这样的信念：这种生涯也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前途。
在 1879 年这一年，我感到极端失望和极不如意。要给我自己打开一个不依赖国家和党的活动领域的种种尝试全都失败了。我在 1878 年就写成的书，在我的书桌里搁置下来，未能付印。而我对之寄以如此大的期望的党，在非常法的打击之下也显得陷于瓦解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认为一时没有更好的路可走，只有使我的大学学业至少正式告一结束。在这以前，由于在我看来还有许多更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我只是马马虎虎地进行学习。现在，我想全神贯注地从事学业，并准备博士论文。我的书不适于作为博士论文，尽管后来它出版后颇获阿道尔夫·瓦格纳的赞扬。但是当时还没有创设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必须写一篇历史论文，我选定这样的论文题目：杰弗逊同法国革命的关系。我曾特别下功夫研究过法国革命；由于参加布丁格教授的历史研究班，我的兴趣就转到美法两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上去了；我当时曾想在这个研究班里取得博士学位。
我首先致力于研究美国历史及其特征，并且开始觉得自己的基础已很巩固；这时，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
法兰克福有一位相当富有的年轻的私家学者卡尔·赫希柏格，他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之前不久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在实施非常法的困难情况下对党给以有力的帮助。他以金钱来支援党，并且还出版了有助于社会主义宣传的若干杂志。在来比锡，他以卡尔·赛佛特博士的名义出版《国家经济论丛》，这个刊物不是公开主张社会主义，而是在“国家经济”的意义上来探讨经济问题。在苏黎世，他资助《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一政治杂志的出版，并且以路德维希·里希特博士的名义出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
李卜克内西曾提醒他注意我；我在 1879 年这一年里给他撰写了几篇稿；他对我颇感兴趣，使我有可能出版我的书，并且在该书出版之后终于建议我前往苏黎世去给他帮忙，作为经常的撰稿人给他的刊物写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我终于找到了我所寻找的道路。现在，就不用再在不同的道路之间游移不定地到处摸索和傍徨了。从这时候起，我就完全为了研究历史和经济并且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而生活着。在这以前，我从事这种活动没有任何报酬，现在这种活动则给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费用，当然在经济上暂时还是很紧的。
1880 年 1 月，我迁居到苏黎世。我觉得我仿佛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仿佛被人从标志着当时作为维也纳的党生活的标志的穷乡僻壤拖进了当时已相当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起先还只是通过苏黎世的德侨这一中间环节而发生这种联系的。我的视野一下子大大宽阔起来了，同时我也获得了以前我从事理论工作所缺乏的导师和引路人。
卡尔·赫希柏格与我同年，他当然不能成为我的导师和引路人。他的科学兴趣主要在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和音乐史等方面。经济学方面，他感兴趣的，只是实用部分，而不是理论部分。他的社会主义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也不能使我满意。在社会主义方面，尽管有种种疑虑，我还是逐渐愈来愈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感染。我的经济学一般知识愈多，我就愈学得懂《资本论》并且能对它加以估价。自从我了解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后，我的历史观已开始转变；我当然不是在《反杜林论》发表以后立即就了解了它。恩格斯起先把他对杜林的批判在来比锡《前进报》以连载方式发表，该文连载很久，从 1877 年 1 月一直刊载到 1878 年 7 月！用这种方式刊载，使人得不到什么印象。单行本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初期出版的；这时，我们所关心的是其他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钻研了这一著作。在我的经济思想和历史思想方面，我力求克服我以前的折衷主义，力求具有首尾一贯的思想。
这时，我把赫希柏格的秘书爱德华·伯恩施坦看成是一位强有力的引导人。他比我大五岁，是在柏林长大的，而且是在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社会主义生活的激励之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比我高明得多，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启发。他业已克服了他那一时的杜林主义倾向，并且已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
我们一起努力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就情投意合，以致别人把我们看成是红色的奥雷斯特和彼拉德。
当我们与那两位在伦敦的大师结识后，我们在学习上就获得了强大的助力；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已经谈到了我们与这两位大师的结识过程。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赫希柏格的著作出版活动表示极不信任，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就在 1880 年秋季被派往伦敦，以便达成一种暂时性的协议。在 1881 年 3 月，我又被派到伦敦去，以便继续保持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我当时在伦敦一直住到 6 月，但我很少到马克思家里去。他的夫人已患重病，不幸的长逝已被认为是无法避免的了，因此，我对于时常前往拜访而扰乱其家庭安静颇有顾虑。我同恩格斯倒常常一起相处，我们的相识已变成友谊，并且导致了密切的交往（部分是口头交往，部分是书面交往）；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我的这位伟大的朋友逝世为止，对于这种交谊我是永志不忘的。
如果说人们由于我在 1880 年被邀前往苏黎世而把我的生涯看成是社会民主党作家的话，那末我的科学著作这时就带有始终如一的、摆脱了一切折衷主义色彩的、确凿无疑的马克思主义的烙印。从这时候起，我的经济著作以及历史著作都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进行的。
我参与赫希柏格的诸事业为时并不久。在 1882 年春季，一次金融灾难迫使赫希柏格极度紧缩他的开支。他的几项事业停办了，只有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除外，这家杂志已经有力量不靠津贴而维持下去了。我解了职，返回维也纳。我现在已不再是从前那种踌躇傍徨的摸索者了。我现在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已经学了许多东西，并决心现在自己办一个刊物。
但事情毕竟没有进行得这样快；在这一过程中，亨利希·布劳恩（他是我当时在维也纳同萨克斯和维克多·阿德勒一起认识的）劝我利用空闲时间，还把报考博士的工作完成。恩格斯曾对我说过：如果我不想从事大学的教书生涯，那末报考博士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从此以后，我对此已不很重视。然而布劳恩认为，这件事不需要我花费很多时间。
可以用于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我本已完成了。
我想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史的念头还没有完全放弃。我从它的准备工作中看出：如果没有史前时代的知识，我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因此我就着手去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在这方面，偶然的事帮助了我。赫希柏格由于研究伦理学还有爱好人种学的志趣，他的藏书中有许多关于史前史和人种学的重要著作。
当我 1881 年到伦敦去时，我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从事史前历史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后来于 1884 年在关于《家庭起源》等小册子里发表；这本书是恩格斯借助马克思的笔记写成发表的。在我逗留伦敦的期间，马克思正在研究班克罗夫特关于北美西部的印第安人的著作（《太平洋沿岸诸州的土著种族》，1875 年版），同时恩格斯提醒我注意巴霍芬的《母权》一书。奇怪的是：无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没有向我提起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这本书是 1877 年出版的；我往常也没有听人提到过这本书。我当时只看过摩尔根的《人类血族和姻族制度》这一巨著。
我的研究工作成果就是《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书；此书是我在 1881 至 1882 年间的冬季写成的。在这本书里，我在有些地方得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后来得出的结论。而且我可以满意地指出：在恩格斯持有反对意见的诸点上，后来的研究都证明我是正确的。譬如我在 1882 年就已经驳斥摩尔根关于普那路亚婚姻制度的推断；我认为我是第一个把摩尔根所依据的亲属称呼看成是辈份称呼、而不看成身分等级称呼的人。我当然也乐于承认：在四十年以前我所作的某些推断已由于近来的研究而过时了。
这本著作原定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布劳恩劝我把这篇论文作为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寄给海克尔，并且在耶拿取得博士学位。起初，一切都如愿以偿，海克尔接受了这篇论文并且表示愿意对我予以考试。
我随即就动身前往耶拿，以便与他联系。但我毕竟到得太迟了。暑假已经开始，海克尔已经离开耶拿。为此，哲学系主任（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把我找去，并且通知我：不应该由海克尔来对我进行考试。这篇论文是一篇语言学论文，不是自然科学论文，我必须作为语言学者来取得博士学位。我反对道：我不懂语言学，因为我自从中学以来就没有从事语言学的研究。虽然我偶而援引了希罗多德和塔西陀等古代作家的话，但是我的论文仍然是纯人种学性质的，只能由一位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来评断。在耶拿的诸位教授中间，海克尔当然是最熟悉这个问题的。
这位系主任并没有被我说服，于是我们就不欢而散。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耶拿取得博士学位，在我看来是毫无希望的。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打算，尤其是这时关于创办我的杂志的交涉已经获得顺利的结果，我就更乐意这样作了。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都对这个杂志感兴趣；迪茨则被选定为这个杂志的合适的出版者。为了进行我的刊物的准备工作，我在 1882 年剩下的日子里是够忙的了，以致没有时间再去考虑关于博士学位的下一步计划。至于那篇没有交好运的博士论文，我在那一年就把它在斯图加特的《宇宙》杂志上连载发表，这家杂志后来停刊了，当时它是很有声望的达尔文主义月刊。
在 1883 年 1 月，在马克思逝世之前不久，《新时代》杂志创刊号出版；我从这时候起到 1917 年秋季就一直主编这个杂志。我在斯图加特所办的月刊是为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正如伯恩施坦同时在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为马克思主义服务一样。这两个杂志区别在于：伯恩施坦的杂志的政治性较强，并且作为“反社会党人法”实施区域外的机关刊物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发表言论；而我所办的杂志则不得不更谨慎些，并且带有更多的理论性质。但是就其倾向而言，这两个杂志是完全一致的。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之前以及在这次革命之后不久办过杂志以来，我们所办的杂志是第一批有意识地和有系统地为宣传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研究而服务的杂志。从这两个杂志开始，人们才能谈得上有马克思主义学派。
当然，我力求宣传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历史、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且摆脱我以前有过的社会主义折衷主义。在这方面，我很早就同我的某些同志展开了论战。在 1884 年就展开了第一次论战，当时我指出了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我同那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当时最有声望的经济学理论家施拉姆发生了冲突。从此以后，我为了马克思主义而卷入论战的次数，是多得不可胜数的。
除此之外，我还着手按照我这时已掌握的方法在经济学和历史研究上有系统地进行研究工作，或者还不如说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而把这两者愈来愈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经济学，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我所办的杂志的编辑领导机构一经建立起来，我随即有可能把我的住所迁至伦敦（1885 年）；这时，上述的研究活动就获得了大有裨益的动力。与恩格斯经常交往，而且又处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宝库之中，这样进行研究工作真是一件乐事。
我这时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乃是两种社会主义潮流的汇合；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两种潮流是彼此分开的。一方面是无产者对于其受压迫状态的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往往发展成一种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是较上层阶级里受过科学教育的人道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从经济上所作的思想丰富的批判；这种批判，只要是积极的，就发展成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我当时不禁要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两个来源在其初期的区别，也就是通过人物来说明，通过对于其初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闵采尔——来说明。
关于莫尔的评述在 1888 年出版，我无法立即随之出版关于闵采尔的评述。因为我在不久以后就从我的研究工作中看出：单纯从他的历史中，还不能十分明确地认识他所代表的运动的特征。我必须越过闵采尔，进而去研究再浸礼派——并且还从闵采尔回溯上去，研究在他以前的一系列共产主义宗派。
我的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这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纪念又促使我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明这次大革命。这就是说，要研究在这次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并且要说明，阶级决不象理论上所常常表明的那样是一个统一体。这就要说明，在 1789 年的各阶级中，每一个阶级都分成一系列的阶层，而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殊利益，这种利益有时会同整个阶级的整体利益发生严重的对立；如果不考虑到这些阶层，就无法理解这次革命。
这一著作是在 1889 年出版的，当时的题目是《1789 年的阶级矛盾》；后来的版本的题目是：《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
同年，即 1889 年，第二国际成立，并决议庆祝五一节。为了宣传五一节，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劳工保护，特别是国际劳工保护立法和八小时工作制》（1890 年版）。
这是我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时期所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这个非常法在 1890 年 10 月废止。很可惜，我这时必须离开伦敦了。
迪茨认为，现在应该把《新时代》杂志改成周刊。我并不希望如此，因为我怕这个杂志此后就会政治性更强而科学性更少了。但是迪茨则认为，改成周刊就会提供一种扩大读者人数和影响范围的最理想的可能性；我不能对这一理由无动于衷。如果这个杂志要改成更现实的、更生动的，那末我就有必要在德国主编它。于是我就到斯图加特去。伦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杂志停刊了，伯恩施坦就成了我在伦敦的经常撰稿人。
在“反社会党人法”之后重新组织起来的党，也必须制定一个新的纲领。党的执行委员会向 1891 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提出了纲领草案。而我又草拟了另一个纲领草案（我草拟的是它的理论部分；草案的实际部分是伯恩施坦草拟的）。恩格斯和倍倍尔更赞成我的纲领草案。爱尔福特纲领委员会同意他们两人的意见。我的纲领草案，经过若干补充（大多是取自党的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草案）之后，被党代表大会通过为党的纲领。
我曾受托写一篇有关这个纲领的解说。它于 1892 年出版，题目是：《爱尔福特纲领》。
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士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这也许是如下情况产生的原因：即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用直接立法来代替议会制度的口号在我们党的某些人士中间变得很受欢迎；这种口号的依据就是瑞士国家的特征。
为了反对要使这种口号成为普遍性口号的企图，我在 1893 年发表了一书，题为：《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后来的版本的题目简化为：议会制度和民主）；我在本书中阐明了议会制度对于现代国家的必要性。
在发表这些著作的间隙时期内，我完成了关于托马斯·闵采尔、其先驱者及其后继者的研究。我在 1894 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这本书里。
一般说来，《新时代》杂志的开头十年，虽然有种种论战，但对我来讲仍是平静进行工作的时期。这种论战只有偶然性质，而且只针对个人看法上的分歧。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对理论性讨论的强烈兴趣是很难产生的，虽然当时我们也曾探讨过策略问题。
在非常法破产之后，我们在德国有了较多的言论自由，党的迅速发展而有许多新的分子加入了党，我们队伍中各式各样的观点就大大增加。这时，情况就与以前迥然不同了。于是，我们中间不久就出现了不仅是在策略上而且在原则上的重大分歧，这种分歧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
恩格斯于 1895 年逝世；此后不久，伯恩施坦也同我发生对立；当时我深感那些我从前视为榜样并且是我最好的支持者的人恰恰离开了我。在修正主义危机中，驳斥修正主义批评的主要任务于是就落在我的肩上。
修正主义运动是从讨论土地问题开始的。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来，社会民主党在城市里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与党在农村里的缓慢发展恰成鲜明的对照。当外国农产品的竞争以及某些地区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已经在农业上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时，这种情况就越发显得稀奇了。我们的党应该对此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当然还认为：无论在工业中或在农业中，大企业的凯旋挺进是无法抵挡的。但是人们从这种观点中所得出的结论，却在各方面绝不相同。
在 1894 年的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和勋朗克联名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它不仅主张保护工人，而且还主张保护农民。我和其他一些人都反对这种观点。我们虽然必须维护农民的公民权利，但是不能人为地保护小农经营。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主要以大卫为代表的第三派；这派认为农民家庭经济是农业的最高级形式，并且力图摧毁和分散大企业。
在 1895 年的布累斯劳党代表大会上，多数派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对我来说，问题并不因而就解决了。我下苦功夫去钻研农业发展问题，并且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问题。
我终于得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大卫在如下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农业并不是朝着由大企业来排挤小企业这一方向发展的。只在一定情况下，农业上才有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趋势，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并不象大卫那样走得那么远，以致把农民家庭经济看成是农业上的理想。一般说来，农业上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只是很微小的。在这方面，我仍然象以前那样深信（今天还是这样深信）：合理的、按科学方法经营的、用最新式机械装备起来的大企业，在花费同样人力的情况下，能比小企业提供更高的产量，这至少在大量生产的部门，尤其是谷物生产部门是如此。
我认为大企业的弊端特别是工资制度上。
我依然认为，合作化的大企业将产生最良好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政权有义务促进这样的企业。就目前情况而言，我无论如何深信：粉碎大庄园，把它的土地完全分散成小企业，这种小企业里不用工资劳动、而只用家庭劳动力来进行生产，这种做法将意味着严重地损害农业生产和阻碍农业的技术进步。
在我迄今所写的篇幅最长的经济学著作（题目是《土地问题》，1899 年版）里，我得出了上述结论。其第二版（1902 年版）早已售罄。我还不准备再出新版，这倒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改变了，而是因为作为我撰写该书出发点的一系列前提条件已不再存在，甚至已变成其反面的东西了。我是在生活资料价格下降和地租下降的时期撰写该书的。但是在该书出版之后不久，这种下降趋势就停止下来，并且相反地开始出现了物价和地租上涨的趋势。因此，农民群众的困境就日益解除，但农民与城市诸阶层，尤其是与工业工人之间的对立却尖锐起来。
如果要出新版本的话，那末就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在某些点上对它完全重新修订。我首先感到没有进行这项工作的时间，而且我等得愈久，需要加以考虑的新事实和新经验就堆积得愈多。我是否能随时使我的土地问题著作赶上时代，这在我看来是颇有问题的。我在 1921 年发表了一本《农业的社会化》小册子，来暂时替代上述著作。
在我关于土地问题的那本书出版时，关于修正主义的讨论已进行得十分热烈。我就不得不立即匆忙地参加进去。我对此亦无多大兴趣。因为这与土地问题的讨论不同，这种讨论并没有在理论上给我提供新的启发和新的认识。我只需要为如下一些论点进行辩护：这些论点老早就成为我的信念，批判性的重新审查也不能动摇这些论点，而只能加强它们。
在修正主义运动中，应该区分这两个方面：策略方面和理论方面。
欧洲大陆上诸大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以及与这种策略相适应的宣传，是针对着反军事专制统治的斗争的。这种策略和宣传的依据是关于法兰西大革命和 1848 年革命的回忆。政治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兴起的必不可缺的前提――的思想，完全支配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策略。
但是自从法国在 1880 年大赦巴黎公社逃亡者以来，自从德国在 1890 年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以来，虽然不经暴力而赢得政权的民主条件尚未具备，但宣传和组织的民主条件毕竟已经具备了。这终于不能不对我们的言语和策略有所影响。党内的广大人士都承认这一点。恩格斯自己也在他的最后著作，即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新版所写的著名序言中指出这一点。
在这以前，我也有了这样的信念：民主制度会使我们的活动形式有某些改变；我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 12 卷上册第 361 页以后）讲到这种看法。后来，从 1896 年秋季起伯恩施坦开始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我们迄今的各种观点加以批判，我起先对此表示深有同感，把他的这种做法看成是恩格斯和我已经开始的做法的继续。但是这些文章在 1897 年和 1898 年内愈继续发表下去，我就感到它们愈值得怀疑。我当时还希望，当伯恩施坦把他的看法在一本书里有系统地加以概括和阐明时，我的怀疑会消失。事实恰恰相反，我的怀疑这时就变成了激烈的反对。
我诚然也曾对我们策略和宣传上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批判；而且我也发现马克思的预测至少对于农业来说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对这些问题研究得愈久，我就愈坚信：马克思的学说只在个别结论上有错误，而其整个体系，在我看来是不可动摇的。我通过自己的钻研而日益检验了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出发点――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有效性；我愈来愈坚决地拒绝一切折衷主义并且学会了――不是在实际政治上，而是在理论上――拒斥一切妥协。
而这时，伯恩施坦提出了批判，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用另一种更高明的观点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就会钦佩不已地予以赞许。我认为，他的批判的目的只在于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不充分，以便掺入一种在我看来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成分。
我十分激烈地反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我把这种修正看成是理论上的妥协，看成是向幸而业已克服了的折衷主义倒退的行为；我之所以特别激烈反对，是因为创导这种“修正”的正是爱德华·伯恩施坦；除了恩格斯之外，他最有助于用统一的科学的观点来排除我的折衷主义观点，而且在恩格斯逝世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指望靠他的帮助来维护和进一步发展这种统一的科学的观点。
除了许多论战性的文章之外，我曾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 年）一书中反对伯恩施坦；这本书是为了答复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而写的。他最近又发表了该书的新版本。我的书早已售罄，但是我已放弃再出新版本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我在该书里所发表的言论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从那时以来，我有过足够的机会来正面阐述我的观点，而再以论战方式来论述这些观点不过是不必要地重提伤心事而已。
孰是孰非，这当然不需要由我来断定。我们当时在策略上的分歧已经由于革命而变得毫无实际意义了；革命已造成一种完全新的形势，这种形势已使策略问题完全改观。
但是关于理论上的分歧，则至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有人根据这种分歧而期待的马克思主义破产，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科学上，马克思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马克思所遇到的事情正如康德曾经遇到过的事情一样：最反对他的那种倾向还要援用他的名字，以便窃用他的名字的威望。象我们这样的人常常可能重复马克思有一次针对一个热忱信奉但并不十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所讲过的一句话：
“如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那末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批评马克思的人很爱用正是他们促使马克思说这句话时的口气，也来说这句话：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从这句话里得出的结论是：凡是想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进行工作的人，都一定同时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这样来理解这句话，那末这句话当然就毫无意义了，正如康德说他自己不是康德主义者、达尔文说他自己不是达尔文主义者那样毫无意义。
虽然我对修正主义作过许多研究，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斗争时期，我也没有全力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在 1897 年，我研究了消费合作社的意义，我不但反对对它作浮夸的过高估计，也反对对它作过低估计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自从拉萨尔以来有一个时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是颇为强烈的。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消费合作社和工人运动》一书。在我们队伍里关于关税保护的宣传，尤其是麦克斯·席佩尔所进行的这种宣传，曾促使我在 1901 年写了《商业政策和社会民主党》一书，接着又在 1907 年写了《社会民主党和殖民政策》一书。
《伦理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1906 年版）这本小册子也是同修正主义活动有关的，而且在形式上也象上述两本书一样是非论战性的。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反对那种硬把康德的伦理学同马克思主义拉扯在一起的企图而写的。
但在这以前，我的注意力已特别集中于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就是俄国革命。当修正主义者大都在指望不知不觉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时候，我却愈来愈深信：俄国的革命已迫在眉睫，这场革命也势必会引起奥德两国的政治革命。
我抱着这样的期望，在 1902 年写了《社会革命》一书；比洛夫侯爵（1897 至 1900 年曾任德国外交大臣，1900 至 1909 年曾任德国首相。——译者）有一次曾在帝国议会里把这本书称为“到未来国家去的旅行指南”。在 1903 至 1904 年间的冬季，我在《新时代》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指出：我们可以指望俄国不久就爆发一场由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但是由于俄国的经济条件尚未成熟，还不能建立任何社会主义生产。
过了不久，第一次俄国革命果真发生了。
我正确地预料到这次革命，但是当它爆发时，我毕竟在如下这一点上弄错了：我对它的强烈和持续程度估计过高，因而也对于它对西方所能产生的影响估计过高。这次革命的失败比我们所预料的更快些，因此它对奥德两国所起的革命性影响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小些。尽管如此，这次革命仍然给奥地利带来了平等的普选权，并且加强了普鲁士境内争取普选权斗争的冲击力。它和军备竞赛一起在欧洲造成了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有可能引起十分惊人的灾难。我于 1909 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里阐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时期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完全沉寂下去了。但是我在这时又卷入了一场同反对派的斗争。
我诚然曾预料会发生革命，但是根据我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来看，革命是自发的事变（Elementarereignis ) ；它的来到既无法加速，也无法推迟。如果说我曾指出革命将会到来，那末这样做是为了从这里面看出这样的必要性：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队伍，以便使它胜任有待于它来完成的重大任务。
然而俄国革命却在那些激昂的战士中引起了急躁情绪，他们把上述的观点看成是断言要毫无行动而袖手等待。1905 年在俄国取得了如此强大效果的群众罢工这一新武器，在他们看来是把革命强加于人的最高手段。这个主要由罗莎·卢森堡以及她的朋友们卡尔·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累德堡和保尔·连施所代表的集团，起来反对倍倍尔和我。我同罗莎·卢森堡和保尔·连施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促使我写了《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一书（1914 年春季）；我在这本书里探讨了无产阶级的这一新武器的意义、条件和局限性。
除了这些政治性的、现实性的著作之外，在战前十年的激烈政治运动时期，我还负担了纯理论性的任务。在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曾打算在我的帮助下把她先父的遗著出版。她自己过早就去世了，当时马克思的最后一位还在世的女儿劳拉就要求我把这项出版工作完成。为了加速完成这项工作，我建议她把遗稿中较多涉及党史方面的那一部分交给梅林，我负责处理有关经济学的那一部分。我把遗稿中若干经济论文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并把一篇特别重要的作为导言附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新版中。
但是主要任务是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在 1905 年出版，后一卷在 1910 年出版。除了这一手稿尚未完全写妥之外，单单马克思的字迹就已经使工作非常吃力。但是这一成果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这方面，还有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这些信我在《新时代》杂志的第二十年卷（1902 年）发表了。
紧接着这些出版工作之后，我还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系指《资本论》1914 年斯图加特版，因为这个版本由考茨基编辑出版，故通称为考茨基版。一一译者），这是我在 1913 年完成的。
除了这些出版工作之外，在战前的十年里我自己还写了两本较大的非政治性著作。
是否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基督教的起源，这个问题是我在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后所研究的最初一些问题之一。早在 1885 年，我就在布鲁诺·鲍威尔作品的启发之下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基督教的产生”的文章。闵采尔的运动以及原始基督教传统在这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使我重新注意到这个题目。《先驱者》的导言中关于原始基督教的一些简短的说明，曾引起人们激烈反对。当看来必须重新出版《先驱者》的时候，我又把以前所做的关于基督教起源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其研究的结果就是《基督教的起源》一书，它是 1908 年出版的。
我还写了另一本与此性质不同的书。所以必须写这本书，是由于当时不断有人问我，在人口问题上我是否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处女作中所持的观点。这不是用一两句话能回答清楚的，而且需要阐明理由。我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191O 年）一书里作了答复。我在这本书里把自然的人口规律和人类社会的人口规律两者加以区分。在自然界，任何有机体的繁殖都是与其生活条件相适应的。有机体在其生存期间内平均所繁殖的幼体数与有机体在同一期间内平均死亡数相等。幼体繁殖得太少的某种有机体，很快就会死绝，而幼体繁殖得太多的另一种有机体则很快就会耗尽它的食物来源。这两种有机体都不能持久生存。
这就是自然的人口规律；我用这个规律来与马尔萨斯的数学级数和几何级数相对立。一旦地球上宜于生长植物的地面完全长满了植物，地球——植物食物的来源——就根本不能再扩展，因而那种草食动物的食物来源也不能再继续增加。肉食动物从而也是在一定条件下有其食物来源的，这种食物来源也是不能再进一步扩大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不到食物来源的不断扩大和赖以维生的有机体企求更迅速的扩展，而只看到各种有机体彼此之间的一种经常的平衡状态。
人类则凭借其技术打破了这种平衡。人类创造了新的生活条件；这种条件或者增加人类的繁殖，或者减少其繁殖。人类这时能够用技术来扩大食物来源，但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扩大，而只在一定条件下扩大它。
这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人口规律。在一定条件下，人口能比食物产地发展得更快些，这就会引起贫困、移民、战争。在另一种条件下，人口会减少，而其生产方式则要求它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衰落，群体终于可能消亡，种族可能绝灭。
任何社会形式都有其独特的人口规律。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初期，人们普遍害怕人口过剩，最近几十年以来，人们愈来愈害怕人口稀少。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害怕社会主义社会将由于人口过剩而毁灭。迄今为止，高度的知识文化一直是不利于人口增长的，不管这是由于它减少了自然的繁殖还是由于它促进采用人为避孕方法。
这种看法当然是同我在 1878 年所持的看法不同的。但是我目前的观点以及我原来的观点都是同那种传统的、目的论的反马尔萨斯主义相距很远的。
这本书论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领域里的问题。自从我开始有经济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以来，我就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除了由于需要修正我原先在人口问题上的看法之外，种族理论家们的宣传也促使我去钻研这个领域，这些种族理论家对于我们当代的社会思想有非常大的影响。为了与他们论争，我写了《种族和犹太人》一书（1914 年版）。这本书在战争初期问世，在世界大战的战火震响中，起初是无声无息的。
这场战争震撼了全世界，它使王冠遍地乱滚，使帝国土崩瓦解；正如德国的任何人一样，我的情况也在战争中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力求阻止战争这一点上，整个社会民主党曾经是一致的。但是当战争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依然爆发时，社会民主党就由于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难题而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是应该支持政府——即使它认为政府的政策是贻害无穷的，还是不支持政府。大多数人赞成军事拨款，小小的少数派表示反对。我采取了中间立场，这种立场是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 1870 年采取的立场相吻合的，当时他们既不站在普鲁士国王这一边， 也不站在法兰西皇帝那一边，他们在投票时弃权。
如果别人提出反对理由说，对于象 1914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大党来说，是不可能再弃权的。如果这个理由是正确的，那末，我要求不应该无条件地反对或赞成。社会民主党只能对这样一个政府批准军事拨款，这个政府向举国上下郑重保证，只为自卫而战，其目的在于以一种没有兼并、赔款、暴行的协商媾和来尽快结束战争。
在象战争时期或革命时期那样群情十分激昂的时期，一个人只能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因此，我的中间立场就几乎是完全孤立的。而在整个战争时期以及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我的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从我的政党生涯开始一直到战争爆发，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我始终同党的大多数是一致的，而来自右派和左派的批评者只构成小小的少数派。现在情况恰恰相反，我同党的大多数处于对立状态，而又不能使少数派感到满意。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极左派——在战时称为斯巴达克派——在战前就反对我，这时就更加倍猛烈地对我进行攻击。这对中派反对派并不是一直没有影响的。这个中派反对派虽然还继续尊重我，但并非没有某些怀疑。
当时我同伯恩施坦交往甚密。在战时，我们又言归于好。我们两人各自保持其理论上的特色，但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上，我们这时几乎总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战时，我的著述活动当然受到战时出版检查的严格限制。我当时的主要努力目标在于为一种明智的和平准备条件。在 1915 年，我发表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我在这本书里力主有必要在媾和时尊重民族自决权，并且痛斥当时右派和左派、即库诺和拉狄克所竭力主张的观点：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仿佛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就必然会有帝国主义的征服国家。
战时出版检查对这本书限制得很厉害，所以它在舆论界没有受到重视。运气较好的倒是我的如下这些著作：《中欧合众国》(1916 年）、《塞尔维亚和比利时》和《亚尔萨斯—洛林》（后两书都是 1917 年出版）以及最后一本《民族解放》（1918 年）。
反之，在战争行将结束时，我又遇到军事检查的严重阻碍。
检查当局认为如下论点大有问题：战时经济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开端。因此，我不得不把我的《战争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送到维也纳去出版（1918 年 4 月）。
在这以前，我就曾偶然把我的某些作品送到维也纳出版。
战争持续得愈久，我就愈加紧研究这一问题：完全反常的战时经济状态怎样能恢复到正常的平时经济而不发生严重危机。奇怪的是：检查当局对于我关于这个题目的研究工作竟加以严重的阻碍。我无法在德国发表一篇论《消耗战争的经济特征》的文章，我不得不把这篇文章送到维也纳去发表，它在那里毫不迟延地就被发表了（《战斗》，1916 年 9 月）。
后来在 1918 年 3 月，我写成《过渡时期经济》一书。我估计和平一定很快就要到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和平到来之前、在我们面临和平经济过渡问题之前就从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的书就应该服务于这个目的。但是军事检查当局不断拖延这本书的出版时间。这本书 7 月间就已脱稿，但直到 11 月 6 日，我才能撰写那篇说明出版意图的前言。后来，该书在革命的头几个星期里出版问世，而这时，我们就要研究那些完全不同于该书所探讨的问题了。该书有几章在那时以后才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譬如占该书篇幅三分之一的论述货币的几章。但是这个问题在 1918 年还显得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个时期内，我在党内的孤立更加严重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反对派同多数派的矛盾是如此地无法调和，以致在 1917 年发生了分裂。我认为分裂是极其有害的，并且尽力加以反对。这并没有改善我同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关系，但分裂本身却同时又加深了老党与我之间的裂痕，以致老党的执行委员会终于在 1917 年 10 月把我调离了《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新时代》当时是作为私人刊物由迪茨和我两人创办的，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时期，除此之外是别无他法的。但是在这个法案废除之后，《新时代》杂志与党的关系就愈来愈密切，以致我们认为正式使党成为这个机关刊物的所有主（1901 年）的做法较为相宜。从此以后，我就在编辑领导工作方面对党负责。因此，他们能在 1917 年撤销我的职务。这种强迫我脱离我所创办的工作据点的做法，这时使我越发感到伤心，因为这件事与我的严重孤立状态恰巧同时出现。我在一世代之久的期间内把我的心血都倾注于这个工作据点；在它里面并且通过它，我同当代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人物进行合作；我还使它具有它的特色。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兴起，我的孤立状态更加严重了。我当时尽可能对斯巴达克派的攻击不予理会。我认为在战时新闻检查的压力下是不宜对反对分子进行论战的。但是后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了政权，并且为了不必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分享政权，就把社会主义的国民议会推翻，而且实行一种反对一切非共产主义者的恐怖主义制度。他们做这一切时，是期望从而能在一夜之间使整个俄国突然变成一个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
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看清楚了俄国自从 1917 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我立即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反对它，不仅反对那种认为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而且还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而且是由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在同人民大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少数派不得不用武力和恐怖来压制人民大多数。
早在 1918 年夏季，我就发表了我第一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随之又在 1919 年发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在 1921 年发表《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
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决反对，使德国斯巴达克派——他们自从革命以来就自称是共产党人——对我痛恨万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里也有许多人反对我，甚至那些承认我是正确的人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就等于损害俄国革命，因此这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我第一本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著作，就在我的好友中引起了对我的这种怀疑。自从 1918 年 11 月爆发革命以来，我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
我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任何较深刻的分歧也都结束了。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者完全团结的情况下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在我心目中，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一致是迫切需要的。
但是，除了由于战争政策问题上的看法不一致而引起的并一直持续到战后的矛盾之外，在 1918 年又增添了由于布尔什维主义而产生的矛盾。因此，不但没有出现团结一致，反而在 1918 年 11 月以后分裂更加严重了，因为在社会主义者当中这时展开了各组织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共产党人发端的；在共产党人心目中，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政变乃是一个榜样。
因此，社会民主党未能从革命中取得它在当时形势下本来可以取得的成就。
经过艰苦努力，多数派和独立派才得以在 11 月 9 日以后进行合作。人民委员们委我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我所襄助的部长索尔夫仅系临时任职。继他担任此职的是布罗克道夫·兰曹； 我十分愿意同此人合作。但是当他一就职，独立派随即发现无法再与多数派继续合作。独立派退出了政府，于是我在外交部的职务还没有真正开始之前就告终了。
遗留的工作只有关于战争爆发时的文件的收集工作；这项工作是我在人民委员们同意之下开始并且在后来几届政府的同意之下完成的。在 1919 年秋季，许金教授和格纳夫·蒙格拉斯伯爵受托同我一起把收集的文件加以出版，其书名是《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件》（共四卷）。
这件工作使我对外交问题有一番了解，并且使我写成题为《世界大战是如何爆发的》的评述。不久之后，我又写了一篇补遗性的书，书名是《德尔布吕克和威廉第二》（德尔布吕克，1848—1929，德国人，战争史研究者，著有《战争艺术史》五卷，世界史五卷，是《普鲁士年鉴》的出版者之一。——译者），这个书名就足以说明，这本书是反对这位伟大的战争史家的批评的。
但是，革命并不单单使我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它几乎还使我参加了大学的工作。独立派的人民委员们曾问我是否想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就象库诺和连施那样；他们两人都是被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人民委员们提升为教授的。他们当时也会同意我担任教授。我拒绝了这项工作，因为我确实没有担任教学职务的兴趣，也许也没有担任这种职务的能力。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谢绝了艾斯纳（1867—191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1918 年 11 月曾在巴伐利亚州领导革命，后来曾任州政府总理，1919 年被反动派枪杀。——译者）的建议，他当时曾想请我到慕尼黑去接替行将出走的布伦坦诺。
但是我没有摆脱掉另一项任命，这就是任命我参加社会化委员会。
人民委员们觉得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当然有义务考虑到社会化问题。但是，不仅多数派、而且独立派都不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当然知道：无计划的、轻举妄动的社会化只能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他们召集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不仅有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有抱着其他观点的代表人物，不仅有学者，还有实际工作者。委员会负责调查哪些生产部门的社会化条件已经成熟，各有关生产部门采用何种社会化方法最能适应其特点。委员会给我以这样的荣誉：选举我担任委员会的主席。
这次选举促使我回想起路易·勃朗的一些遭遇，他曾在 1848 年 2 月被革命政府任命为当时正在卢森堡宫举行会议的“工人委员会”的主席。我当时自问：我们的委员会是否也会象卢森堡的那个委员会一样最后毫无结果，以致由于六月血案而解散呢？
这次的结局并没有那么惨痛。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还是德国最强大的政党。但是党并没有在一月的选举中获得多数；按照我的信念，社会主义是不能靠少数派对多数派的强制来实现的。只有靠大多数居民的欣然和有力的合作，才能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生产优越的社会主义生产。
一月选举的结果，使社会化委员会丧失了采取干预性的有效行动的基础。但是它的工作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它已经在详细的调查之后，拟出了有关一系列重要生产部门——尤其是采煤业——的十分详细的、切实可行的社会化建议；一旦社会主义的多数从德国的选票箱里涌现出来，上述建议随即会获得生命力。
一月里的失败，在不小的程度上应归咎于一月初在柏林发生的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骚动。当时人们担心它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不管这次骚动是胜利还是被血腥镇压。因此，我当时属于力图在政府与骚动者之间进行调解的人士之列。当时同样也不具备那种可以发挥调解作用的条件。我们的努力一直毫无结果。于是发生了血腥镇压，从而也发生了那种被人担心会产生的极其有害的后果，出现了德国工人运动最深刻的分裂。
投入胜利者——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阵营里去，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在一月骚动以后，独立派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近了共产党人。党在 1919 年 11 月来比锡党代表大会上决定退出第二国际。人们曾考虑参加第三国际问题。
当时，我在党内的孤立也许已达到顶点。我曾经考虑到退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迁居到维也纳去；我在维也纳会看到一个统一的党。我于 1920 年在维也纳出版了我的《“国际”的过去和未来》一书。我在这本书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真能够摧毁第二国际，那末代之而起的“国际”，除了同原来的“国际”一样之外，毕竟不会有其他样子。
在我有可能迁居到维也纳去之前，曾应格鲁吉亚政府的邀请（1920 年 8 月）去访问这个国家。我很有兴趣去了解一下这种独特的国家组织；在这个国家里，一个纯粹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正在一种以农业为主的基础之上，在居民大多数的同意之下有效地用民主方法实行治理，同时又丝毫不放弃其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种完全异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当然值得加以较仔细的研究。我在格鲁吉亚逗留三月的成果就是写了《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农民共和国》 一书（1921 年维也纳版）。
我认为，格鲁吉亚的方法乃是东方这种地区的榜样：在这些地区内，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受过训练的阶层的领导之下的现代化的、大城市的、有良好组织和教育的无产阶级，形成全国最强大的力量，以致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而同时在工业落后和小农经营占优势的情况下，全面的社会主义却是不可能的。
很可惜，自从布尔什维克侵入以后（这是在我离开梯弗里斯六个月之后的事），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结出果实之前就被活活地折断了。
当我从格鲁吉亚返回时，我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情况已变得完全不同了。在 1920 年 10 月的哈勒代表大会上，独立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其中一翼并入共产党；另一翼反对并入，从而与他们发生对立；这种对立在这时就日益尖锐起来。同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已澄清到如此程度，以致对任何能考虑问题的社会党人来说应该遵循的路线已经明确了。甚至当时还有争执的唯一问题——参加联合政府问题——也愈来愈丧失其分裂作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两大潮流也愈来愈朝着同一方向而平行奔流；这两股潮流在一个河床内的汇合，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现在，有效地争取社会党人团结一致的斗争条件已经具备。这时要离开德国的种种念头也打消了。我尽全力参加了争取团结一致的运动。每当我想到革命结局时，我就希望能最有力地促进这一运动。我研究过，这次革命的教训连同战前二十年的经验，将使我们从前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在某些问题上改变到什么程度，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将补充到什么程度。我希望在制定一种符合我们新认识的新纲领时，能提供两个社会民主党之间共同的基础。
于是就产生我最近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这本书刚一出版（1922 年 6 月），随即响起了使瓦尔特·拉登脑（1867—1922，鲁尔区大资本家之子，1922 年曾任德国外交部长，主张德苏修好，与苏俄签订拉帕罗条约，1922 年被害。——译者）丧命的不幸枪声。他诚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但尽管如此，他的鲜血毕竟成了把社会民主党的两派重新弥合在一起的粘料。几个月之后，两党的统一就实现了。
我上述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在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的各种报刊上都获得好评；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就足以证明：两党的统一不单单是组织上的统一，而且还是思想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以此方和彼方的群众在各项基本问题上思想完全一致为基础的。只有一个党刊是例外，只有它在统一后的党内对我抱敌对态度，这就是党的学术性的中央机关刊物《新时代》。这个杂志在 1917 年以前在不小的程度上体现了我的生平劳绩。这是一种罕见的对历史的讽刺，但是由于我的处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年之内从极端孤立恰恰转变为它的反面，这种讽刺完全没有产生悲剧性的效果。即使在我们矛盾最尖锐的期间，我也从来没丧失党内朋友的尊敬、同情和信任。而现在，我终于又重新赢得了他们的普遍拥护，其程度也许还超过战前。
因此，在 1914 年以来的种种纠纷和混乱之后，我的晚年又有希望在光辉灿烂的晚霞之中和好地结束，除非鲁尔区的灾难（法比两国军队于 1921 年占领鲁尔三城市，法军于 1923 年占领鲁尔全区，以迫使德方偿清赔款。此处所谓“鲁尔灾难”即指此而言。在美国 1924 年提出道威士计划后，法国于 1925 年撤兵。——译者）所产生的后果会使这个希望和其他某些希望都成为泡影。
我的生平事迹是否有助于社会进步，它是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些问题我无权来作评断。然而我也许可以说，自从半世纪以来，即自从我选定了确定的方向以来，我就一直也没有迷失过这个方向。我曾需要破除某些幻想，认识和改正某些错误；直到最近，我的看法都需要有某些发展。但是任何新的认识都只服务于这个目的：加深我对自己所选定的方向和所采用的方法的正确性的信念。
因此，我将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死，正如我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活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