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最近一个时期德国社会主义报刊对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事件的评论，就内容来说是不确切的，就它多次采取的形式来说，对于达到目的也是没有帮助的。我在这样说时，是把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各个纲领和决议所提出的达成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友好团结的任务当作已经确定的目的。

要实现这个目的不是很容易的事，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在德国，以及也许还在其他地方，只有少数同志在这方面积累了比本文作者更多的经验。正是关于这一点，我去年在这一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意见（参看我的文章《对国际了解的几种障碍》。《社会主义月刊》1901 年第 1 册第 252 页及以下各页。——伯恩施坦注），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了正确地判断另一个国家的运动的困难，这里我很愿意重复一下。无论如何，前面所提到的对最近在法国党内出现的事件的判断，给我提供了一个即使还不十分恰当，却是很有意思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那篇文章中所论及的问题。

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分派情况而言，长期以来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令人担忧的对象。很少有哪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那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是分裂为几个派别的，而且我认为，这些派别的组合情况在哪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可以说，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主义迄今扮演的是一个万花筒的角色：每次转动都会使组成这个整体的那些碎石得到一次新的布局。例如 1896 年在伦敦，以布朗基派、阿列曼派和形形色色的激进的社会革命家为一方，以盖得派、可能派、独立社会党人为另一方，一派激烈地反对另一派，以致根本不可能说服一派从另一派手中接受代表资格证书。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巴黎 1900 年）上，盖得派、布朗基派和独立的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反对阿列曼派、可能派和独立社会党人。谁敢预言在明年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的法国朋友又会怎样变换队伍呢？在这一点上，连我们之中最大胆的预言家都无法作出预言。

我肯定这个事实，不是为了伪善地嘲弄法国人，而只是为了根据这一事实，劝告人们在判断他们之间各个时期的磨擦时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尽管这个事实十分令人遗憾，它毕竟是由法国运动的本质决定的，并且成了它所固有的遗传病，这种毛病是同帮助法国精神获得巨大成绩的那一特点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运动就更加难于摆脱它了。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无尽无休的冲动：把每一种思想都引伸到最极端的结论，并且尽可能十分清楚地把这一思想表达出来。然而不能认为这就是否认，也有许多较少值得注意的特点对屡次的分裂发生作用，并且使实现统一的努力不能成功。

我认为，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不管他对法国的其他事情抱什么态度，都不会反对这样的意见：在法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人曾经象让·饶勒斯那样多年以来不间断地、耐心地、并且几乎是以超人的奋不顾身的精神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即使现在，我们还看到他在采取各种措施时都注意到造成迅速恢复统一的可能性。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在 1899 年经过努力而联合起来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剩余部分不久前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他对米勒兰问题才表示了这样的态度，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承认软弱，是放弃自己的信念，是自我毁灭，而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则把这解释得更坏。

此后，饶勒斯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他的观点的发言摘要发表了，它的内容已经表明这种解释是很不恰当的。但是摘要把他的理由转述得还不够确切，因此我们在这里转载饶勒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于 3 月 3 日在《小共和国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与此有关的段落。我们将联系这一段话对当时的形势作一次一般的考察。

他说，参加大会的几个代表接受了一项委托，要争取在党纲中加一项原则上根据 1900 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处理参加政府问题的规定（根据这一决议，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伯恩施坦注），接着饶勒斯说：

“我个人认为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那些企图在部长问题上或在内阁主义问题上寻找借口，以便维持宗派统治，并推迟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人假装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事实上我始终认为社会党在壮大起来后无法回避在欧洲参加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当比利时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盟战胜教会党的时候——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肯定是要发生的——对于比利时社会党人来说，这个问题就会以一种使任何按教条办事的不妥协派感到不安的方式提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确信这种策略在将来是必要的，那么我也认为，超越党的普遍感觉而操之过急，是有罪的，是极有害的。党有权利要求不再一次承担责任。如果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下一次组阁的话，那么，即使从主张参加的策略立场来考虑，我也会认为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已经有了三年的经验。我曾经抱怨把米勒兰这个进行改革的好手当作攻击的目标是不公正的，我高兴的是这届内阁坚持住了，民族主义者的阴谋没有得逞，而这位商业部长得到了机会进行一次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严肃认真的尝试。但是在取得这三年的经验以后，无产阶级应该有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对已发生的事件客观地作出判断，确定‘内阁主义’策略的得失，肯定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对它的成功和失败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我将把在下一次选举的第二天邀请社会党人入阁的任何政府以及接受这一邀请的社会党人都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直接敌人。

党有权利和责任恢复不偏不倚的精神和冷静态度，为了确定同它在民主制下不断增长的力量相适应的政策，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停止关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内阁联盟进行的论战。”

这是一个既诚实又勇敢的声明，他通过这一声明确实为党的统一作出了牺牲，但是丝毫没有放弃他的信念。他暂时放弃了他迄今所拥护的政策，但是他宣布，他一如既往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他将一如既往维护构成这一政策的基础的那种原则性观点。

人们也许会问，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放弃中，牺牲究竟表现在哪里？但是对于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任务的党内同志来说。同意他的党在一段时间内自己放弃本来可以使它朝着它寻求的方向加速发展进程的那些可能性，这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在关于诸如此类的政治策略问题的争论中，通常是偏重于非常抽象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而把这个重要的观点完全忽略了。

不过，“内阁主义”的反对者方面的人们也力图否认参加政府会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保证比工人阶级作为反对党使用别的方法时更好地、更迅速地推动工人阶级的运动，即它的解放斗争。例如我们最近在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几乎只听到对米勒兰的行动表示不赞同的批评。即使这些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不言而喻，也不能说“内阁主义”问题——为了简单起见，用这来表述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被否决掉了，因为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措施的缺点可能是由于人的过失，而不是策略的过失。而上述攻击也确实有一部分是针对米勒兰个人的。

我既没有义务又没有能力在这里为这个人的内阁活动进行辩护。为此我目前缺少时间，并且象我公开承认的那样，还缺乏对一切有关情况的足够了解。然而，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论，我毕竟可以说，某些社会主义者把米勒兰的内阁活动说得一无可取，我认为这种批评决不是令人信服的。

如果人们硬把一个人的企图或诺言说成是好高骛远的，并且对他实际做到的大多数事情避而不谈，那就很容易使这个人的行动显得微不足道了。有一个时期德国的敌视社会主义的报刊喜欢捏造说，社会党的选民们对于社会党选举胜利的成果抱有非常可笑的期望。据说那时不乏这种可怜人，他们宣称他们可以打碎这件或那件工具了，因为他们的苦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米勒兰的批判者也是按照这种方法行事的。他们捏造说，似乎米勒兰和他的朋友们曾许诺通过他的进入内阁给人们建立人间天堂，并且许诺最近就会出现一场革命。但是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在入阁时问题只涉及到使激进派内阁朝着一定的方向，也就是朝着民主制方面得到加强，并推动它前进一步。但是只有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人才会相信，一个社会党人——在我看来是两个，如果把博丹也算进去的话——入阁就会立即消除法国的社会组成及其各党派的力量对比给一种革命政策造成的一切困难，也没有一个“内阁主义”的代表这样讲过。在最近的法国议会选举中参加投票的八百多万选民中，所有的社会主义候选人总计得到了八十四万张选票，因此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选民刚好比十分之一多一点。半个法国还从事农业，事情的本质决定，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指望部长采取突然的勇敢措施，只能寄希望于一种坚持不懈的、逐步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加强工人阶级的改良政策。

但是也许米勒兰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本来能完成的一切工作，因为这需要拥有 84 万张选票的社会党至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前进的团体做他的后盾，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个党的一翼立即竭尽全力否认他有充当先进工人阶级的受托人的权利。他在内阁中并不缺乏对工作的热忱，这甚至使他的批评者也无可争辩。同样也不能否认，他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屈不挠地遵循着一个方针：加强工人阶级。

我面前有一本法国社会主义者阿·拉维的详细描述米勒兰部长活动的书（阿·拉维《米勒兰的业绩，一个社会党人部长（1899 年 6 月—1902 年 1 月）。事实和文献》 巴黎若尔日·贝莱书店 1902 年法文版。——伯恩施坦注）。他的概述表明，无论如何这位社会党人部长在两年半的任职期间做出的成绩比其他部长通常所做的多得多，并且他的大部分成就在于纯粹的管理工作方面，这些成就是由许多规章法令组成的，其中的每一项个别来说固然显得相当微不足道，但是它们的总的作用却肯定是向所涉及的管理部门灌输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把个别的措施或建议单独抽出来并加以批判，这样就很容易对措施的倾向作出错误的解释，从而把很多人引入歧途。这也适用于他的有关调解罢工的建议。这些建议同他的规定和法案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是为了加强工人的各种组织的规模和影响的，而且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不打算在这里对米勒兰活动的细节进行深入研究；我认为翻译拉维的书中的几章能说明，法国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为这个人的活动感到惭愧。

拉维把米勒兰的活动分为五个方面：工人问题；邮电部门；商业和工业；技术教育；部长演说。第一类又分为五个部分：1 、改善劳动条件（1899 年 8 月 10 日关于国家、省和市镇的劳动分配，关于女工、童工、学徒劳动条件的法令；1900 年 3 月 30 日关于在雇用各种类型工人的工厂里成年工人的劳动条件的法令；修改有种种可能遭到违反的 1851 年 5 月 17 日法令）；2、工人参加修改和实行劳动法律（改组最高劳动委员会——增加工人成员；劳动委员会；工厂视察）；3、减少劳动危险（事故防止和事故保险）；4、缓和与目前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危险（罢工条例；改革劳资仲裁法庭；失业救济；改革职业介绍所；老年和残废保险）；5、加强各种工人组织（扩大工会权利，扩大工人经济合作社的职权，促进劳动交易所，重建巴黎劳动交易所，编制劳动法典）。

从这些标题就已经可以看出，米勒兰仅仅在他的职权的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就已经是多么广泛；虽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一工作并不总是立即就有成绩的，但是他终究是为工人阶级创造了一些阵地，只要他们利用这些阵地，就一定会保证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长。为工会谋利益的活动不是完全无成效的，因为，法国在 1899 年 1 月 1 日拥有七十六个中央工会，下属一千一百三十二个地方工会和三十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名会员，而在 1901 年 l 月 1 日已有九十五个工会中央联合会，下属一千五百三十三个地方工会和五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名会员。

拉维在他的书的第五章里除了转载米勒兰部长的多次讲话外，还转载了米勒兰于 1896 年 5 月 30 日——在他担任部长的三年以前——在圣芒德举行的、由他主持的法国社会主义市镇参议员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说。其中讲道：

“我在这样指出我们党所追求的目标时，也就预先反驳了那种经常对我们党提出的荒谬指责，说什么它只等待通过暴力革命来取得它的思想的胜利。

我们卓越的朋友加布里埃尔·杰维尔下星期日将代表第四区来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党议会党团，他在几天前曾有力而明确地说，我们实行社会改革，决不能靠少数人的起义，而是靠大多数人的觉悟……不，为了实现当前的改良来帮助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从而使他们更加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为了在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条件下开始实现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社会党必须和只须通过普选争取国家权力。

社会党对结党营私是格格不入的，它摆脱了过去的任何羁绊，它在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对任何人都是宽容的，它唯一争取的是通过在一个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逐步实现一个和谐组织的和平和秩序，以此来减轻贫困和解除痛苦，只有它能给予这个国家以一个最完美的道德理想与精神理想，因此社会党能够无所畏惧地发表意见。只要它是团结的，它就是不可战胜的。”（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 年巴黎法文版第 31—32、35 页。——编者注）

演说以这句话作为结束，演说者受到与会的社会主义议员们，其中有茹尔·盖得和爱·瓦扬的热烈祝贺。不管人们对于他当部长时的改良工作在细节方面可以提出什么责难，但是这一工作在基本原则上同这次演讲中所阐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我们看到，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在六年之前关于在民主制度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所发表的意见，同他最近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所讲的也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人们首先应当避免在这里用什么变节之类的说法。如果说一部分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赞成米勒兰入阁，并一味指责他的活动，那么还有另一部分人是赞成米勒兰入阁并至今仍留在内阁的，而且他们并不盲目地赞同发生的一切事情，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这些人具有社会主义信念，不管人们对入阁问题是怎么想的。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它正在从一个具有强大的君主制行政机构的共和国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在上面已经谈到的它的居民组成以及广大人民阶层还牢固地背负着形形色色传统重担的情况下，这一过程经常有被一次政治危机中断、破坏或者至少是延缓的危险。米勒兰入阁所引起的危机正是一次这样的危机。从形式上看，也就是说，仅就政体而言，那些否认共和国在三年前处于危险中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在法国恢复君主制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把共和国不是仅仅理解为一个没有君主首脑的国家，而是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受过民主训练的共同体，那么事实上那时共和国是受到严重威胁的。共和国的各种制度和机构的民主化过程中的任何一次中断，它的政治危机的任何一次延长或增加都有损于共和国的威望，都向民主发展的反对者提供给共和国设置新困难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助长那种认为共和国不能保证民族连续不断地发展的想法，使共和国的存在发生动摇。由于这种原因，在法国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与社会主义工人民主派之间还将相当长期存在内部的互相支持的关系，问题仅仅在于，是否应当公开承认这种事实上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并且使之成为一种一贯应加遵循的策略准则。

因此，除了一小撮幻想者之外，无论是饶勒斯派的反对者还是饶勒斯派本身都懂得这种互相支持的关系。除了令人讨厌的涉及个人的问题之外，只有某种学理主义，因袭下来的关于发展进程的偏见以及类似的精心维护的传说在抗拒完全承认这种关系。人们以为，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承认就足以防止反动派的诡计，而且可以使党保留批评的自由和压力，甚至对于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党也是有必要使用这种批评的自由和压力的，但是如果承认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党就会遭到削弱。

事实上果真如此吗？表面上看来，“内阁主义”派社会党人在过去两年中的行为似乎证实了这种见解。他们难道没有一再在社会主义者方面应当尖锐批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情况下为这一内阁辩护吗？我不打算详细研究这里提到的那些事例，而是假定（这并不是说我承认上述说法）这些指责是中肯的，但即使如此，这些谴责仍旧不能有力地证明当前的这一问题。因为党的一个派别在由于另一个派别的分离和敌视态度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所作的事情，不能作为典型的事例来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党遇到这样的事情将会怎样行动。那时党是会由于公开参加政府而影响自己作出贡献的能力，还是相反，恰恰因此更有能力施加压力和作出贡献（它一向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这完全取决于它的内部力量以及领导人的谨慎和毅力。

表面上持反对态度绝对不是施加压力的最有效的办法。1899 年以前的历届法国共和主义激进派内阁同样确信，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反对保皇派—教权派联盟时总是可以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却可以自由地执行一种随机应变的议会政策。社会党人根本不能听天由命，从而在一个严肃的联盟问题上帮助右派在议会中获胜。因此党自愿接受政府的一部分责任，而不分享其权力。社会党人在组阁问题上的弃权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其他方面的弃权态度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放弃了束缚别人手脚的可能性，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真正的行动自由。他们埋没了自己的才能，却没有让它发挥出来。

因此，政府问题不是一个根据教条就可以立即决定的问题。必须注意不要脱离一定的环境对这个问题作出一劳永逸的回答。谁只要略知一点党的历史就会明白，曾经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党给参加政治生活所规定的界石被远远地向外挪动，因为人们认为这种限制是一种讨厌的桎梏。人们既然有了这些经验，毕竟应当最终抛弃酷爱就政治纯洁性作出誓言的嗜好了。一个已经成熟的党在其行动方面除了服从政治状况和它自己的本质所产生的约束之外，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它的本质是由它的总的原则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性及社会地位决定的。如果党不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自己确定哪种态度最符合党的尊严，党的利益，以及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那么党就毫无希望了。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成熟的，就不会把自己关在门外。

因此图尔代表大会（指饶勒斯派 1902 年 3 月在图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宣言、纲领和章程。——编者注）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入阁问题上没有作出一项永远有约束性的决议，而是把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进一步的规定保留给今后各次党代表大会去做。谁如果将这种态度诽谤为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他就是把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革命的特性与盲动主义的革命性或暴力的革命性混为一谈。

当然这种情况在法国显然还会经常出现，而且在这个已经由街垒作出这么多政治决定的国家里，这毕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对于一部分法国社会党人来说难以充分设想在君主制或寡头政治的情况下的政治袭击同在民主制的情况下的政治袭击的差别，或者难以根据这种差别作出推论，那么并不能把这当作理由来非难那些已经理解这些差别的人。

正因为在民主制下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只能是改造迄今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因此革命进行得很缓慢，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逐步向前发展才是可以想象的。人们很少能在所谓的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民主制的经济制度，在现今的情况下人们也很少能突然改变它的外部关系。

很多社会主义者对米勒兰什么都可以原谅，只是不能原谅他在沙皇来访时的态度。但是请大家别忘记一件事。沙皇访问或对沙皇的接待只是一种仪式，其实质性的目标是两国同盟。谁不想承认前者，就不应当赞成或默默地承认后者。但是有多少谴责接待沙皇的法国社会党人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在他们的纲领里提出立即废除两国同盟呢？如果他们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性步骤，却仅仅由于米勒兰作为部长没有回避他的职务所必然要求的礼仪，就对米勒兰进行谴责，那么这不过是儿戏（我不想用伤人感情的说法）而已。

两国同盟对法国方面来说是复仇思想的产物和体现。近几年来复仇思想幸而已有些缓和，但还没有彻底清除。只要它还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对于共和国的领导来说放弃两国同盟将是特别困难的。因此反对两国同盟的斗争必须首先同时以反对复仇思想的斗争的形式进行。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在法国是谁首先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发现谁的名字？这个现在被德国人革出教门、和米勒兰一起遭到咒骂的人，他的名字就是让·饶勒斯。

饶勒斯用出色的文章——可惜就我所看到的，这些文章都没有在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几个月之前在《小共和国报》上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战役，不是仅仅反对赤裸裸的复仇口号——这样做是算不了什么的，因为也有别人反对这种口号，而且它今天已经过时了——而是反对隐蔽的、用模棱两可的说法和虚构的危险掩饰起来的复仇思想，这种思想还在作祟，并且构成军国主义的支柱，——这次战役不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奇谈怪论起初固然令人吃惊，但后来却使人怀疑它的发起人对待事情是否认真；这次战役是以一种实质上尖锐、语调上却是十分温和、以严肃的历史证据为根据的陈述进行的，正因如此，它就更加应当受到赞许了。……

……

图尔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纲从理论上讲完全跟得上时代的水平。也许有一两个句子本来可以不用那么绝对肯定的措词；但是这种情况显然不会使纯真原则的维护者可以利用来谴责它。代表大会不经过辩论就按照受委托起草纲领的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一致通过了这一纲领，在这一点上，它与爱尔福特纲领的命运是相同的。与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一部分一样，图尔纲领的说明原则的部分保持了宣言的风格，只是比前者更详细一些。

人们怎么会指责它具有“观念论的特点”，这是难以理解的。纲领所包含的观念论比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多一丝一毫。相反，在它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思路才是 它的特色。例如它一开始就从两个绝对现实的因素推论出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是民主制和现代生产方式。这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推理是相一致的。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法国革命和它的文献提供了法律和理论的出发点。这种联系以及从这种联系中得出的结论在纲领的原则性说明中都得到了出色的阐述。这一说明虽然没有涉及策略问题，却是党的策略规范的卓越的指导原则，这些规范是不受变化不定的政治状况影响的。

关于组织章程发表意见，就不象关于纲领那样有把握了。在这里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已经使人们不信任任何一种中央集权制，而且在法国一向存在着强大的联邦主义的传统，因此制定了一个把全部力量都转移到区联合会的章程，中央委员会几乎只是供装饰用的。这种形式是否能保证党获得它为了有效地使用资金和力量所必须的那种行动上的统一和灵活性，这还必须等着瞧。

人们不应当根据德国的经验判断法国的情况。在法国对中央集权制的憎恨是多么的强烈，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了：在一向是盖得派堡垒的鲁贝，这个党的一部分成员在迄今担任地区领导人的昂·卡雷特（昂利·卡雷特（Henri Carrette 1846—1911）——造船厂工人，1880 年与勒佩尔创建鲁贝工人党，1892—1902 年为鲁贝市长，1902 年脱离法国工人党。——编者注）的领导下退出了组织，因为中央领导机构把一种市镇政治的策略强加给他们，而这一策略使他们在市镇参议会的选举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退党宣言表现了坚决的联邦主义态度。还有一个联邦主义的宣言，这就是安省、汝拉省、萨瓦省三个东部地区的社会党联合会写给图尔代表大会的信，其中阐述了这些联合会为什么决定不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暂时采取等待态度的原因：

“我们相信，我们在党内能够完成整个党无论在财政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但是我们也希望，组成我们的联合会、小组、工会和合作社的那些宣传单位和行动单位能自由地调整它们的关系并始终自己决定自己的策略，而不是必须屈服于社会主义议会制度的法律，这一议会制度力图象一个政府一样凌驾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上。我们深信，外省的一切联合会都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并且由于在各区开展了热烈的行动，不久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使代表们集合在一起。那时在社会主义的统一问题上将最终取得一致，因为这种一致要在自由的影响下完成，而不是在权威所规定的形式下实现的。”（参看《小共和国报》，1902 年 3 月 12 日。——伯恩施坦注）

这封信在开头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和争吵表示非常不满。这些争吵必然会使许多社会主义者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情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可以看到，若干联合会对图尔代表大会抱有保留态度，决不是为了要发表一个支持反对派的宣言。

有三十四个联合会参加了图尔代表大会，共包括九百四十个小组，一共派来了九十四位代表。讨论是在极其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会议结束时主席惹罗—里夏尔除了指出这一事实外还能够声称：“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我们受到委托的这一工作上了，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去诽谤、侮辱、或者非难那些不赞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策略的观点的人。”

人们能够承认图尔代表大会所做出的这种成绩以及其他成绩，而并不因此就冤枉了另一部分法国社会主义者。但是无论如何，没有理由从外国来赞同这里流传的贬低图尔大会的代表们的言论，这是反对这些代表的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即使完全撇开这种作法违犯国际准则这一点不谈，一个多世代以来国际党史的经验也禁止我们这样做。本文开头已经指出，法国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组合是如何变化不定。我们本来也能够指出，这些集团中的某几个集团的策略是如何变化不定，其中恰好也包括那一个今天被当作坚定性的典范提出来的集团，它曾经突然有一天给不久之前还被诅咒的事情祝福。我们姑且不讲这一点，否则就一定要转移到个人争执的领域了，但应该提醒一下，为的是希望大家在判断中能够有所节制。（在让·饶勒斯不久前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巴黎 1902 年，保尔·奥朗道夫书店）一书的《必要的修正》这一章中，有一篇论述这个题目的文章。——伯恩施坦注）

在法国的派别斗争中，也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有各种在国外完全不能估计到的影响和动机在一同起着作用。的确，甚至对于已经很明显的事情，外国人也常常会判断错误，因为他特别难以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具有不同历史、不同设施的另一国人民的感情。让我们再一次举内阁主义问题为例。在德国，各部大臣是国王的官吏，人民代议机构是选举出来同国王及其官吏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那里一开始便存在完全由事物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对立；内阁主义（不管大臣的为人如何值得尊敬）是与民主的人民代表地位不相容的。但是在法国，和任何一个具有民主议会制的国家一样，部长是人民代议机构的官吏，他以它的名义任职，因此这种情况存在得越久，并且人民对这一情况的认识越明确，内阁主义的概念在他们那里就会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包含另一层意义。可见，如果人们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口号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将会引起完全错误的观念。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利对任何另一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有争议的各派别作出裁决。在问题不仅是由于少数人搞组织分裂而闹得尽人皆知的情况下，只要争论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范围内进行，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其他国家有争议的各派别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因此不言而喻，任何时候都要保留批评的权利，但是，必须很有分寸地用自我克制的态度使用这种权利，尤其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更应这样；即使在辩论时十分尖锐，也决不应当把这种权利歪曲成革出教门或类似的专横做法。这不仅是说，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违犯了最普通的礼貌，而且也是说，它们通常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并且随后必然要以并不光荣的方式自己谴责自己撒谎。让我们向经验学习，它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先例，说明人们在国际方面不应当怎样行动！让·饶勒斯不仅是法国的、而且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具有最杰出智慧的人之一，他不仅在写作和演说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头等天才，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仅仅因为他在法国引起一些人的个人不满，就反对他，就从德国发出革出教门的通令，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蠢事吗？因为谁只要稍微了解情况，也就会知道米勒兰事件只不过使长期以来猛烈燃烧的火焰更加旺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