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组论文中所表述的见解，近来在社会党的报刊和集会上引起了争论，并且有人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见解表示态度。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如果党代表大会同意这一要求，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声明。

一个会议不管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它的裁决总不能使我对于自己的通过考察社会现象而获得的见解产生疑惑，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新时代》上所写的东西是我的信念的表现，我不认为我有必要放弃这一信念的任何主要方面。

但是，党代表大会的裁决对于我来说决不是毫无所谓的事情，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感到首先必需保卫自己，不让别人曲解我的论述和从它得出错误的结论。由于不能亲自出席大会，我采取了书面报告的方式。

某一方面的人断定，从我的论文得出的实践上的结论是，放弃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这是一个十分武断的结论，我坚决否认它的正确性。

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地坚持我的意见。

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

《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宣言》的作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后一错误。但是很明显的是，既然经济发展所需时间远比原来假定的要长得多，那末，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也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

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缩小，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

工业中生产积聚的劲头和速度目前也还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生产的积聚固然证实了社会主义批评的全部预言，但是在另一些部门中，积聚目前还没有达到预言所说的那种程度。农业的积聚过程进行得还要慢。产业统计表明，企业分成非常多的等级，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企业内部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意义重大的变化不能瞒过这一事实。

就政治上说，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下，并且在日益活跃有力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一种反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它在目前固然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但毕竟已经存在，而且将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工厂立法，地方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及其工作范围的扩大，工会和合作社摆脱了一切法律上的障碍，在一切由国家机关分派的劳动中都考虑到工人组织——这些都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标志。至于说德国还有人会想到压制工会，那末这并不说明它的政治发展水平高，而是说明它的政治落后。

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他一定会像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且试图加以阻止。但是难道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只能是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吗？难道这就等于说，由无产阶级独自占有国家权力并运用它来反对整个非无产界吗？

对于凡是赞成这种说法的人，我在这里要提醒他两件事。一八七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的序言中宣称，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详细地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11 页。——编者注）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和军队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是会暂时阻止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或甚至使它倒退一个时期的手段——总之，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同上，第 113 页。——编者注）。他并且据此指出党的迫切任务是，“使自己的选票继续不断地增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12 页。此处引文和恩格斯的原话有出入。——编者注）——或者是“议会活动的缓慢宣传”（同上，第 111 页。伯恩施坦把恩格斯的话错引了，原文为“缓慢的宣传和议会活动”。——编者注）。

由恩格斯所举出的数字可以看出，他不管怎样总还是要把发展过程的速度估计得过高一些的，但是连他也讲了上面这些话。难道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由合法宣传加以保证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被一场政治灾变打断，我们就要议论他，说他不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了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同意他的论述，那末在听到如下的说法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会大发雷霆了：社会民主党还必须长期从事的，不是痴心妄想大崩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

这就是我在我那篇受到非难的文章中所说的话，我现在仍旧不折不扣地坚持这种说法。就我们目前所谈的问题来说，我的说法和恩格斯的下一原理是殊途同归的：在任何时候，工人阶级就其智力成熟程度和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有多大能力实行自己的统治，民主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统治。此外，恩格斯在上引文章中还明确地援引说，《共产党宣言》已经宣称，“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最先的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上，第 106 页。——编者注）。

总之，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即使在拉丁语系各国（那里的传统比德国更有利于这一策略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他写道：“如果说各民族间的战争的条件已经改变，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改变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11 页。——编者注）。大家难道已经忘记了吗？

没有人对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引起争论的是崩溃论和这一问题：就德国的现有经济发展和城乡工人阶级的成熟程度来说，发生突然的灾变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否适宜？我对这一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现在仍旧要作否定的回答，因为在我看来，不断的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

因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即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城市和村镇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人经济组织的活动。我当时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写下这句话的：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今天仍旧承认它。即使“通常”一词还没有能指出这句话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解释，但是明摆着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加操心。对于将来，我所感到兴趣的从来没有超出一般原则的范围，我也不能读完任何描绘将来的东西。我所关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现在和最近将来的任务，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远景，只有当它们能成为我在这一方面的有效行动的准绳时，才能引起我的注意。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于资本家的剥夺，这些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一定的目的和意图的手段。它们作为这种手段列入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要求之中，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关于它们实现时的情况，那是丝毫不能预言的，我们只能为它们的实现而斗争。但是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有政治权利，而我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及时解决的最重要的策略问题，是关于扩大德国工人的政治权利和职业权利的最好途径的问题。如果没有为这一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却去强调别的问题，那末到头来这不过是一片大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