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我们议会党团去年 8 月 4 日和 12 月 2 日投票立场的活动，采取了越来越令人讨厌的形式。不同意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人，无疑有权进行批评——当然是客观的、党内同志式的批评，尽管他们自己在目前条件下也会认为，由于某种原因，最好是把这种批评推迟到战后去进行。但是，如果国内外反对者以懦弱、叛变、无原则、退却、破产等等罪名来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及其领导人，那就当然几乎谈不上什么客观的批评了。然而，我在此既不想驳斥那些激忿者喜欢采用的指责，也不想探讨表决问题本身。我认为更加重要得多的是首先指明所谓“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了！”这种改头换面地反复出现的论调的实质。这尤其是因为，据我看来，再没有比这个论调更明显地反映出德国党和外国党的战略家们在理论上，或更正确地说，在思想上的混乱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了！为什么？如果人们去掉纯粹用来装扮这种论调的华丽辞藻，那么它的最后论据就原形毕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辜负了我们（指责者）对它的期望，即它没有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没有发起总罢工和群众性罢工，没有反对征兵，如此等等。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象我们原先所深信的那样，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就惨遭破产；也没有随即发生人民起义和建立某种社会主义政权。至今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象我们原先所设想的样子。
一种奇特的逻辑——当指责者还要援引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这种逻辑就更加离奇了。因为社会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因为历史事件不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发展，所以他们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了，再也不能把这个党看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因素了。对于一个有些历史知识的政治家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试图从历史的条件和联系来掌握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理论家来说，当历史发展不同于他的预料和期望时，他就应该首先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我的这些期望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是否把一些发展因素估计错了？甚至是否完全过高地估计了今天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从而使自己滋长了毫无根据的幻想？”
对于任何一个破产论者来说，只要他还具有历史观点，那么当其他参战国，如英国、法国、奥地利也同样使他们失望时，他就更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然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这一点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指责者没有从他们的期望、即他们的思想同历史事变不相符合的事实中得出他们的思想陷入歧途的结论；反而硬说，历史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由此必然产生的推论是：不是政治思想应该以发展进程为准绳，并且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检验与纠正自己；却恰恰相反，历史过程必须适应思想或政治幻想。尽管这些同志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但是，他们对基于唯物史观的论断，即和思想相比，历史永远是正确的这一论断，显然是根本没有理解它的意义。
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全部政治发展史的道路是用美妙的幻想铺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我们只要仔细地考察一下从十七和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起到今天，有哪些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奇特幻想此伏彼起，而所有这些向往又何等不符合实际的发展过程，那我们就必然会证实政治思想曾经遭到种种破产。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思想的情况，同法权思想和道德思想等等决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总的来说，政治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过程的发展而发展，但是，甚至最有才能的观察家和理论家，也总是只观察到社会现象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在今天存在世界性经济联系的时代更是如此。他在观察事物，特别是在观察新现象时，完全依靠估计和假设。因此甚至当一定的趋势可以为人认识时，收获仍然很少。对这一事实，社会主义理论一直了解极少。因为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些平行发展的趋势在各自独特领域内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不同的趋势在各发展阶段上、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互相制约和互相影响的结果。
此外，每一个人，包括最冷静的现实政治家，在他们判断自己周围世界的社会现象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受着感情冲动和个人意志与愿望的支配，一般来说，多情善感的人就更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从来不是单凭头脑，而是往往还凭情感来思考。要知道，不仅存在着成见，而且也存在着既定的意志与愿望。
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不断产生错误的臆想；这种臆想在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在细节方面也许会遭受各种冲击，但往往仍能长期保持存在，因为还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来证明它的幻想性。一旦社会生活突然发生变革和转变，这些臆想作为错觉和幻想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判断发展进程时，也犯过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根本的错误。这里只提这样一件事，那就是早在 1849 年，他们就有过这样的幻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熟到可以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统治”并以此为开端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当 1850 年的革命低潮驳斥了他们的历史发展观时，他们——这正表明他们是真正的历史理论家——却没有要求历史应该驯服地适应他们的幻想，而是毅然决然地把历史事件看成是纠正他们思想的依据。1850 年秋天，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宣称，只有在新的经济大危机到来之后才能指望出现新的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4 页。——译者注）。
他们认为，历史发展过程同样恰恰证明他们的看法只是幻想。恩格斯在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非常明确地写道：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充分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 1848 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扩展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7—598 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这是应该受到普遍赞许的自我批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率直地承认了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过高估计；这种过高估计，从今天的经验来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人们试把 1848 年至 1849 年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发达的初期状况同它今天高度发展的状况对比一下，那是侏儒对巨人。然而甚至象马克思这样的人当时也竟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已经成熟到能实行社会主义。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过高估计！
对资本主义发展还存在着一种类似的过高的估计，据我看来，这种估计使我们很大一部分党的理论家，并通过他们思想上的影响使我们全党有一大批人抱有形形色色的幻想，并且今天仍然如此。认为资本主义确实早已破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人为地通过电疗法苟延残喘的这种看法，在许多党员同志中间简直成了教条。事实上，这种教条不仅是导致对最近时期政治事件的相当多的奇怪评价的根源，如把次要的选举成果或议会事件夸大为“世界转折”的象征、“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开端”的象征等等，而且也是导致我们自己队伍中相当多的策略上的错误决定和争吵的根源。因为坚信这一教条的人同认为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人相比，对于许多政治事件的看法当然是不同的，是比较乐观的，不仅如此，他在许多场合对某些策略措施的效力和益处也自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党内屡次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过高的估计，我的这一看法并不是从昨天或者前天才开始的，而是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本来可以从过去报纸上的文章、论战和书评等等中举出一大批这方面的证据来，不过我为《新时代》写过的那些文章无论如何也足够了。这些文章很容易查到，如果我在这里引用其中的几篇，那么这并不是为了象某些著名的榜样那样自夸：“你们看，我一直是这样说的！”我不会受这种渺小的虚荣心摆布。不过从前那些文章为我提供了手头的合适例子，我用这些例子可以很容易地说明，我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在我们党内占支配地位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程度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认为它是党内以往的和今天的相当多的幻想的根源。
当 1896 年塔加录人（居住在吕宋岛的主要民族。——译者注）举行起义反对西班牙对菲律宾的统治的时候，我曾为《新时代》（第十五卷第一册）写过两篇论述《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殖民政策》的文章。我在第二篇文章的末尾补充说，日本人吞并吕宋岛将使马来亚土著人民受到更深重的压迫，并且同时使日本的反欧趋势加强，而这种蒙古人式的扩张是不符合欧洲文化的利益的。
《新时代》编辑部持有不同的见解。它承认，对菲律宾的土著居民来说，西班牙的统治可能在目前是较小的祸害；但是日本在亚洲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它负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亚洲取得统治地位的使命。资本主义在亚洲每前进一步，就是“欧洲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步”。
我在《我们（自然是指我们社会党人）在东亚的利益》一文中作了回答。我在该文中声称：我之所以希望推迟资本主义进入东亚，并不是因为我想使当地人保持他们的比较安逸的生活方式。但是，强加于一个象吕宋马来亚人这样的民族的资本主义，是不能同欧洲那种“按照自然的发展顺序从历史上既定的经济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相比的。它完全是另一回事。
“到目前为止，凡是资本主义在亚洲得到了某种扩展的地方，那里的资本主义（下面要提到的一个例子除外）就是一种移植到外国的贫瘠的处女地上的、人工培植起来的植物，它在改变了的生长条件下绝不会象在欧洲的古老的文化土壤上完全一样地发育”。
那里的无产阶级群众，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倾向没有反应，那里既没有发生本地工人“具有阶级觉悟的反抗”，又没有发生争取“更高的生活条件”的努力。因而资本主义在那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也不是向高一级发展的过渡阶段，而只是贫困化。我继续阐明说，尽管如此，如果在亚洲的群岛上人工培植资本主义能够推动西欧文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那么这是无可反对的。但是从现在的经济关系来看，情况并不是这样。有关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但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是不可阻挡的，它迟早也要进入今天仍旧落后的亚洲地区，而如果我们必须指望通过加速这一进军来使西欧更快地向社会主义发展，那么，希望看到东亚尽早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敞开大门，这是绝对符合西欧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然而只有当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已经衰竭，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提条件已经创造出来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剥夺我们在亚洲的销售地区才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要么破产要么实行社会主义。但是据我估计，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距离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还相当远。生活在商业和工业的主要中心，眼看着生产的巨大增长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衰落，我们太容易低估我们和目标之间的距离和障碍。究竟在哪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自行破产达到了可以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已经成熟的程度呢？英国没有，德国和法国更差，奥地利和意大利无疑是最差的。在后两个国家中，一部分真正的工业大生产才刚刚出现。况且社会主义生产并不能象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有限的局部地区成功地实现”。
我还阐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停留在低级发展阶段的亚洲地区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那么这对西欧来说，就不是意味着在“要么破产要么实行社会主义”之间二者择一了，而是首先意味着缩小某些欧洲工业部门在亚洲的销售市场，从而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地降低西欧大工业发展的速度。
我并不打算以此来驳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观点和马克思所假定的发展方向，而只是想驳斥流行于我们党内的那种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来说历史地必需的那一阶段。我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决不是最后的阶段。不如说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时期，它恐怕还要持续几十年并且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我固然未能闭口不谈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发展进程作了错误判断的看法，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发展方向本身的认识是错误的，而是因为第一，他们还在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就已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屡次作了过高的估计；第二，他们把今后的发展过多地理解为迄今的经济方式的简单延续（较少理解为结构的变化），因而常常过分一般化地按照对过去形态的类比来判断新的形态。例如我认为，马克思就是这样过多地根据英国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国外市场的情况来判断世界销售市场和它的扩展能力。我认为，他的危机论的弊病主要在于，他是以英国当时的棉花危机的特征为依据的，而从那时以来钢铁工业越来越成为世界上特别重要的工业，这一工业不象棉纺工业那样提供直接消费的商品，而是首先提供生产资料，它是在和棉纺工业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大股份公司的工业经营看作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最高形态，而今天在个别工业部门中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已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等等。
每个理论家，甚至马克思，他的结论只能来源于他所熟知的现象、他的经验，因此，这些在发展过程中插进来的、暂时还不能认识清楚的新成分总是或多或少地为人们所忽视。恩格斯的一些言论说明，他对于理论的这一缺陷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他在上述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感叹说：往往把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2 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变化。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也决不能表示赞同伯恩施坦在这以后不久发表的反崩溃论的文章。因为他不仅在其中主张资本主义仍未破产的见解，而是同时还拒绝马克思关于发展过程的观点，即所谓崩溃论，在我同伯恩施坦论战的第三篇文章（《新时代》第 17 卷第 l 册第 424 页）中，我对我们之间的分歧当时是这样表述的：
“如果说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肯定远远超过伯恩施坦对它的估计，那么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积累决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末所假设的和马克思甚至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还认为可以假设的那种高速度完成的。然而回顾迄今发展所经历的路程就可以证明，诊断不准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趋势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而是在于他把当时的销售市场以及由它的局限性决定的特性也看成这些趋势未来的作用范围，并相应地把进一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只看作在他眼前进行的过程的延续。
可见马克思的预断的错误的根源，在某些方面是在于他采用了归纳法，把发展过程中某一个特定阶段内出现的经济趋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法则）的特有的影响普遍化，并且认为它在所有的阶段中都是固定不变的。而伯恩施坦的相反的观点也是由于这同一种归纳法而得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样把当时的‘世界市场’和由于消费地区的狭小而在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和市场的消费能力之间产生的矛盾看作是既定的东西，却不去研究当销路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增长也扩大和分化的时候，这一矛盾的影响是否有所变化。”
我认为伯恩施坦的阐述也包含着我所看到的马克思在理论上的错误——把未来看作现在的简单延续，不过把这一错误大大粗俗化了。在他看来，进一步的发展似乎仅仅是最近几十年中显露出来的经济形态的缓慢的延续，相反，在我看来这一经济形态却是暂时的东西，只是资本主义发展总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片断，它即将为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的发展时期所取代。在上述我的那篇文章的第 425 页上这样说：
“今天的经济状况的暂时性，特别是还在广大地区存在着的英国的垄断统治的暂时性，暴露得如此明显，人们几乎不得不故意闭上眼睛，才会得出这种看法，即认为未来的发展进程将和最近二十五年的进程一样。”
第 428 页又说：
“历史观点上的这一缺点，即仅仅拘泥于现在，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观点的基本错误。也是我们几乎所有主张资产阶级社会政策的人经过现实的深思熟虑的无事自扰的原因。尽管迄今全部的经济发展表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除了一般的趋势以外，始终还存在着特殊的从属趋势，这些先生们还是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地看作大约三十年来的经济运动走过的路线的延伸。”
法国人兼并马达加斯加和得寸进尺地侵入北非，英国征服布尔人国家，胶洲湾的租借，美国同西班牙的殖民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美国不仅囊括了古巴和波多黎各，而且囊括了菲律宾和关岛（马利亚纳群岛）】，壮大起来的渴望利润的金融资本日益迫切地追求新的有利的投资市场，这些立即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新的金融资本时代带着狂暴的战斗叫嚣来到了，这一时代由于目前比较突出的殖民扩张意图而通常被称为“帝国主义时期”，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比过去更加广泛、更加强烈的利益冲突的威胁。美国资产阶级在太平洋建立“星条旗”统治的企图，迟早必然会在那里导致同日本和英国的冲突（我在《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美国在东亚的扩张政策》一文中详细地阐述过）。德国和英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利益对抗也肯定会使两国在东半球发生一场大搏斗，因为英国资产阶级自然企图保持它的垄断地位。当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从来认为斗争会为了大的帝国主义目标而爆发，也许是为了瓜分非洲葡属殖民地和比属刚果，也许是为了金融资本对西亚的统治。至于萨拉热窝问题会成为战争的起因，以及这次战争会通过十分复杂的外交勾当（出于某些原因，我不打算用更尖锐的说法）而引起，我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直到宣战前几天我都不能相信真正会由于这些原因而发生战争。这种斗争在我看来首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无目的的插曲，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应当通过赞同战争拨款而对此承担任何责任，——此后不久我才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打算利用这次战争的有利时机，现在就进行从它的观点看来今后毕竟不能回避的大清算。
不过目前这还是次要的事。这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党内是怎样从理论上理解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时期的？我不得不承认，我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论述：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同过去那些发展阶段例如机器大工业的形成一样，也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的、金融的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发展时期，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不过是前进了的、加强了的资本主义，现在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象从前那样是原来的工业资本，而是已经当权的金融资本。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必然阶段，那么“我们不应当容许帝国主义兴起；我们必须铲除它”的这一要求就同人们在机器大工业初期说这样的话一样愚蠢了：“不能容忍机器。我们要毁掉机器，而且我们要规定从今以后只许用手工业方式生产！"
今天相当多的人嘲笑说，那时有不少工人认为，通过毁掉机器或者通过阻碍在一定劳动部门采用机器就能够遏止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狭隘的手工业行东同样认为，他们通过保持过时的行会规章就能够阻止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胜利进军。但是，如果认为可以简单地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道路，并且阻止它的兴起，这难道不是完全一样地可笑吗？或者，这个经济阶段是一种由于壮大起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内部生存条件和力量集中而产生的现象，凡是资本主义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的地方这种现象都必然要发生：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的准备阶段，它使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日益落入巨大的资本联合的手中，使生产领导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脱离，使技术上互相关连的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协作，使剥夺过程加速和集中，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创造了某些组织上的先决条件；或者，它只是一种从一定的局部情况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只限于局部而没有普遍的历史发展的意义，也许根本只象一些一直只是谈论德国帝国主义的法国同志似乎认为的那样，它是德国特有的一种发展现象。如果前一种看法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帝国主义是发展进程的一个受历史发展制约的必然的阶段，那么打算直接了当地将它“铲除”并且从资本主义发展序列中勾消，就是荒谬的，但是如果经济帝国主义只具有次要的局部的意义，那么不仅无法解释为什么它在所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都要出现，而且如果象现在常常发生的那样，用它来说明全部现代的各国政治史，那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这里有一个推论上的错误，因为如果帝国主义在当作经济现象来理解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受经济历史条件制约的发展阶段，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它阻止或者铲除——对于这一点，甚至帝国主义的消灭者中的个别聪明人也是懂得的（自然他们的多数是完全看不见这种矛盾的）。但是他们拘泥于资本主义彻底破产的教条，不放弃他们的幻想，却声明说，经济历史的必然性根本就不是正确的历史必然性，或者不是充分的历史必然性，而仅仅只是一半的，也许甚至只是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历史必然性——最后他们通常是在大大地把概念引伸和扩展了一番以后得出结论说，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不是必然性，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究竟为什么帝国主义虽然在经济上是以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得到充分发挥的内部生命力为基础，却不算是历史必然性呢？据说，这是因为人们还可以对发展作另一种设想，因为资本主义除了通过总是会招致新战争危险的殖民扩张的道路以外，也许的确也能通过别的道路来同样发展它的力量，等等。
而且人们还说这种空想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察方法是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且对于每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学说来说，需要探讨的问题完全不是在别的情况下也许可能发生什么事物以及人们是否也能够设想发展朝另一方向进行，需要探讨的仅仅是存在的事物，就是说，由历史上既定的前提所产生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贯彻的事物。凡是在发展序列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的事物，就是历史地必然的事物。个别人是否能够对这种发展作别的设想，个别人是否喜欢它，它是否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念，它是否会招致战争危险，这同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约性和必然性都没有关系。在封建统治时期，在农民战争时期，在资本主义早期，肯定也已经有许多人认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况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的，而且正如当时的许多著作所表明的，他们也坚信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全部发展过程完全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而是容易改变的，只要人们愿意稍微理智一些的话。不过，发展迄今很少由于人们是否认为它是历史地必然的而感到苦恼，它将来也很少会担心许多人或者很多人是否把它设想成完全另一种样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本来不是历史地必然的。
无论如何，这种否认必然性的整个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这种哲学不如说意味着倒退到旧的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空想主义者也因为他们能够把社会关系设想成美得多、好得多和合乎道德得多，就误认为可以简单地取消他们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只要——当然，只要人们愿意认识更好的事物的话。
此外，这一论证也还往往包含着对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本质的彻底误解。通常认为，夺取殖民地、输出资本、寻找殖民地市场等等，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来说根本不是必需的。由此可见，这是简单地把扩张政策同新的帝国主义经济阶段等同了起来，这个事实也说明，为什么往往认为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只是获得殖民地的欲望、种植场的建设、殖民地铁路的建筑的进一步扩大，一句话，只是殖民地经济的扩张。但是事实上，殖民地的扩张固然是新的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决不是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最典型的特征不如说是，金融资本在使绝大部分大工业和大商业从属于它以后，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逐渐取得统治，或者确切些说，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而且日益要求考虑它的特殊利益。对殖民地投资市场的强烈要求和向那里的资本输出，在我看来只是金融资本各种活动方式中的一种，这种方式今天之所以特别突出，是因为目前从欧洲政治的力量状况和相互力量对比考虑，它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和取得高额利润的最好前景。但是决不因此排除，金融资本今后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迫切要求进一步吞并毗邻的外国边境地区——尤其象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十分可能这样做的——以及今后也会例如通过建立贸易垄断、工业垄断和金融垄断愈来愈把国内市场据为己有。因为在战争结束时金融资本无疑将得到加强，它将拥有巨大的货币索取权，随之会发生资本的流入和回流，还有新的创业等等，所以我们也许在最近几年内就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事例。
不过某些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经济时期历史必然性的否定到此并未结束。他们论证说，只是资本占有者的一个小阶层才从帝国主义得到实际利益。工人没有得到，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没有得到，许多中等阶层也没有得到，而这些没有得到利益的人构成了大多数——因此帝国主义是没有生存权的。它没有牢固的基础，所以它的扩张也是容易防止的。
按照上述理论家的观点，这一直接出于美妙设想的论证，大概同样是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设想是，只有得到多数人的意志或利益支持的那种经济发展形式才能实现。迄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恐怕当然会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实现的经济形式，是那些具备历史的先决条件并有较大的经济实力手段为后盾的经济形式。难道古代奴隶经济、罗马的大地产经济和后来的隶农制经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行会制度、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目前德国重工业中的托拉斯制度和卡特尔制度等等，真正得到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支持吗？这个简单的提问完全足以证明，关于只有符合多数人利益的那种发展形式才能实现的歪曲说法有什么意义了。
我只想知道，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论断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这根本不是说，工人阶级现在应当耐心地和不加反抗地忍受帝国主义的统治。对于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也一向没有这样做过！不如说社会民主工党负有这样的任务：尽可能抵制帝国主义的有害后果，另一方面，毫无顾忌地利用那些能给工人争来某些东西的经济改组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扩展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如有必要的话，改造这些组织来适应新的目的，一句话，通过新的发展时期使工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尽可能保持元气。另一方面，必须使工人阶级不断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或者象通常所讲的那样夺取政权，并且把这个政权用于以下的目的：使经济发展的好处不仅对资本寡头政治有利，而且也由国家和工人分享愈来愈大的份额，此外还使国家日益加强对大生产的最重要部门和财政经济的最重要部门的监督，并且在一旦条件具备时，把这些部门纳入国家管理。
但是，不让资本寡头政治得到供它的利润贪欲进行活动的场地的政策，是和无论如何不许帝国主义得势、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等等废话完全不同的。这种空话同认为根本不应当容忍大工业、金融、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的那一要求完全处于同样的水平。
不过如果谁在小范围内这样一说，就很容易有这样的遭遇：人们会把他看作可疑的社会主义者，至少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来说早已成熟（甚至在今天几乎还没有达到八十年前德国水平的经济落后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的教条要求另一种推论。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发展对社会主义来说早已成熟。资产阶级也是了解这一点的。因此它试图延长它在经济上的生存。只有帝国主义还能给它提供这一缓刑期。如果帝国主义的兴起受到阻碍，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立刻就会崩溃。那么就去把帝国主义‘铲除’吧！"
这不是笑话。人们的确碰到这样的推论。这里只从卡尔·拉狄克三年前发表的著名小册子《德国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它绝不是这类著作中最坏的之一）中举一个例子。该书第 80 页上写道：
“历史的发展早已把社会主义从一颗从遥远的远方为旅行者指出道路的明星变成事实，而社会对于这个事实来说在经济上是成熟的。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劳动得到丰富的收益，从而容许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的人都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工业的高度集中、银行对工业的统治，这些容许对生产进行集中管理。社会主义问题现在成了纯粹的政权问题。如果工人阶级从资本那里夺取了政权，那么他们除了实现社会主义之外就没有其他目标了。但是这意味着：唯有彻底铲除帝国主义这件事迫使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而帝国主义政策正是要挽救资产阶级，使它避免社会主义。”
不言而喻，根据拉狄克的说法，工人阶级对“铲除”帝国主义来说也早已成熟，“民族的”本能在他们的心里不再占有一点地方，反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他们的全部愿望：
“任何会招致战争危险的新的行动都引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强烈抗议。对‘民族的’本能的呼吁今后再也不能帮助反对人民群众大大加强了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了；因为在民族主义外衣的下面，资本主义对利润的关心作为帝国主义行动的动力显得愈来愈清楚了。”
一个在头脑中抱有这种幻想并且以这样深刻的经济历史的理解力来观察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家”，通过去年 7 月以来发生的事件得出这样的见解：德国工人阶级可悲地垮台了，因为它本来可以容易地做到不去上战场，而是很快地取得政治统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究竟应当怎样“铲除”帝国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统治呢？通过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早已腐败透顶和过度成熟，因此，根据拉狄克之流的理论家的观点，只需要一次强大的打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轰然一声永远崩溃了。那么我们就来宣传总罢工吧！只要铁路运行停顿几天就够了，一切都会垮台，资本主义就会完蛋。
为了不致引起某种奇谈怪论，我要说明我绝不是总罢工的反对者；相反，我的观点是，它在我们未来的斗争中很可能将起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想通过它在一夜之间使社会主义取得统治，在我看来这的确象狂想，简直象对下面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的讽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根据资本主义早已破产这一观点，也就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即在战争开始时甚至好些聪明人都极有把握地认为，几个星期之后大“崩溃”就会临头。所有的银行、全部的工业、整个的大商业都会崩溃！
真是接二连三的幻想！
近几十年来，除了认为不仅在工商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就是在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也早已成熟到足以消灭其自身并且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而代之的这种教条之外，最能助长理论混乱的莫过于力图从某些往往极为次要的社会现象中立即引伸出所谓发展趋势，这可称之为指明趋势的癖好。人们只需要翻阅关于托拉斯、卡特尔或者帝国主义等等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著述，总是马上就会看到关于某种趋势的论断。
如果某一理论家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研究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本质中所表现出的趋势尽量完全地剖析出来，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通常根本谈不上这种解剖现象的方法。相反，人们采用了纯粹的经验综合方法，这就是单凭浮浅的观察而不经任何深刻的分析就把现象当作既定的事实，并进而因为这些现象先后出现或者同时出现，随即得出结论说，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其中一个现象是另一现象的结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以下述方式来臆想出某种趋势的：自从工业卡特尔产生以来，肉类消费量有所增长，从而得出结论说，卡特尔带有提高食肉欲望的趋势；或者，自从帝国主义产生以来，社会政策在德国的实施就停顿了，从而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带有阻碍社会政治改革的趋势等等。
不要说这是夸大。在许多最近发表的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的外国书刊中，这种方式的推论真是俯拾即是。但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不想火上浇油。所以还是让我们从已经提到的拉狄克的著作中随意举个例子。那本小册子第 71 页写道：
“帝国主义为了国家、容克和大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而以日益提高税收来加重工人的负担，从而使工人阶级的境况日益恶化。帝国主义使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机会去争取较好的、报酬较高的劳动。仅仅这些就足以使人们认清：帝国主义是阻碍工人阶级上升的势力，是企图破坏工人阶级争取提高生活状况种种活动的势力。但是帝国主义所产生的使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的后果决不止于此。它还堵塞了社会改良和使劳动力免受资本的掠夺经济之害的国家保护措施的泉源。”
拉狄克在谈到 1894 年 12 月 5 日的德皇演说和佛兰克教授在《社会实践》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时继续说：
“这些无能的老好人偏偏没有注意到，监狱提案是随着舰队提案而提出的。自从德国在帝国主义道路上开足马力疾驶和它一年胜一年地扩充军备以后，德意志帝国议会没有通过一项真正能提高无产阶级中任何一个较广大阶层的境况的法律。因而即使是瞎子也会明白：在两种事实之间，即完全拒绝社会改革同不断地扩充军备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其实它不过是印第安土人的观点，因为未开化的民族就用这种方式得出他们的结论。用同样的逻辑，拉狄克也能得出结论说：自从蒂尔皮茨当了海军大臣或者自从实行烧酒禁运之后，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停顿了，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蒂尔皮茨与社会改革之间，或者在烧酒禁运与社会改革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等等。
我倒并不想以此否认，在帝国主义同社会改革之间也许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但决不能因为两种现象是同时产生的就直截了当地认为存在着因果关系。拉狄克的整个推论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但是人们通常不以揭示各种各样的趋势为满足，不如说关于趋势的臆想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就是说，如果他们找到了一种自己所希望的趋势，那么他们就会进而指出，根据这种趋势可以断定，在最近时期，发展会采取这一或那一方向。例如：工业的卡特尔化具有能克服超过需求的商品生产过剩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以后将不再发生销售危机。
他们根据存在着某种趋势的假设就简单地进一步得出结论说，这种趋势将无条件地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毕竟不仅存在着唯一的一种趋势，而是存在着许多趋势；而社会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所有这些不同趋势共同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结果，这一事实却完全被人遗忘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每一趋势都看成似乎有着与其他趋势隔绝的、自己在其中自由发挥作用的活动范围，从而认为只要断言存在着某一趋势，这就替该趋势的贯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事实上各趋势往往是相互促进、相互妨碍、相互限制、也许甚至是相互抵销的。即使人们正确地发现了一个趋势，并证实了它在一定的发展时期中的有效性，但这还绝不能证明，它在此后的发展时期里，将以同样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或者还有效。它的作用可能被另外一些趋势完全抵销！
所以，纵然完全正确地断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贫困化的趋势，帝国主义有反民主的趋势等等，但是这还远没有证明，这些趋势一定会在一切国家和在任何时候完全地或者哪怕是部分地发挥作用。例如，即使在某一国家地租有下降的趋势，然而由于在关税政策方面采取了措施，由于国家收购土地和出口情况好转，地租在实际上还可能得到暂时的提高。同样，尽管存在着种种贫困化的趋势，但由于工会采取对抗措施、由于国家实行劳工保护和劳工救济的法律、由于工业迅速发展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等等，工人的境况仍会大大改善。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马克思毕竟也从事过论证“趋势”的工作。这不错，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仅仅由于两个或许多现象先后出现或同时产生就简单地设想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不如说，马克思认为，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因此必须对一切经济现象都深究其真正的实质，就是说进行科学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把这种处理方法比拟为显微镜下的解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 页。——译者注）。
马克思决不把自己用这种方式发现的趋势或规律看成在经济生活中会不受限制地得到贯彻并且决定经济生活方向的因素。虽然他也谈论“纯粹的”、“绝对的”规律，但他决不把“绝对”一词理解为不受限制、或永远有效的；而是象黑格尔一样理解为一种最后的、抽象的运动原则，它是某一类千变万化的现象的基础。能说明这方面问题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详尽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之后，为了避免误解，作了如下的补充：“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同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07 页。除第一句外，其余着重号都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所以说，积累规律也如其他经济规律一样，在经济生活中不是完全地发挥效用，它的作用是“有所变化的”。
如果臆断趋势的人不是通常被他们的发现导入歧途，认为社会的整个发展完全是由他们所提出的这种趋势决定的，并且忽视一切相反的趋势，从而必然形成一种十分荒谬的发展观念，那么，人们对于他们的这种臆断趋势的癖好，也许还是可以谅解的。
由于战争爆发而引起的关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谈论清楚地说明，上述的片面性将引起什么思想。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进而把社会的概念同国家的概念区分开来，并阐明它们的对立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他的伟大成就（早在《论犹太人问题》的几篇文章里，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这种区分，虽然其中还带有一些黑格尔思想）。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学中加进了阶级的概念。这个成就是如此重要，甚至在今天还没有对它的影响作出充分的估价，并且恐怕只有当我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之后，才能完全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只需要细看一下十八世纪末的社会学（比如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学）所达到的水平，就能立即看到，马克思所作的上述区分是何等巨大的进步。那时，国家与社会还被看成是一回事，至多把国家看成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较高级的形式。因此，当时也就只承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或者因为那时通常又为了使概念进一步通俗化而把社会视为“共同体”，所以也承认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个人意志与公众意志之间的对立；并从这种对立中引伸出整个伦理学和对国家内部斗争的全部解释。如果在国家里有一群人起而反对另一群人，或反对国家措施，那么这仅仅是因为：虽然有所谓“社会契约”，但是利己主义的欲望还总是在反对那种公益的欲望，或者反社会的欲望总是在反对社会的欲望。人们甚至被利己心导入组成党派的歧途，从而使必要的一致，使公众意志的统治遭到彻底的破坏（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三章）。而且并不认为这种所谓欲望按其起源来讲是在社会生活本身中产生的，是社会的产物；而是认为它溯源于个人的天性，是存在于人性中的欲望，因此当时通常把我们现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称为阶级斗争的现象简单地看成为不同的自然欲望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很自然地导致这样的结论：一切道德的基本要求就在于抑制利己欲望并且力求使公共利益得到贯彻。
马克思把社会与国家作为立足于完全不同基础上的两种特殊事物来区分开，此外，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加进了阶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加进了阶级利益，从而给整个过去的社会学指出了新的道路——尽管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还没有理解这一点，还在按照陈旧的方法把国家与社会混同起来，也没有把社会规律同国家规律区分开来；在他们看来，阶级无非是一种财产等级或收入等级；而马克思认为，阶级是由经济生活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特殊社会阶层，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关系取决于它们各自在总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相互地位。
虽然这些理论家对上述一切事物抱着非常奇特的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下列问题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凡是想做社会民主党员的工人，都只许有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即对工人来说，只允许有阶级的存在，仿佛他们只生活在阶级中，而不同时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中等等；仿佛社会组织或公共组织不象阶级那样具有社会历史的现实性。难道除了阶级利益，或者说阶级意识以外，就不存在民族意识、国家共同意识或民族共同意识之类的东西吗？
而且，这些各式各样的意识也并没有彼此隔绝的特定领域，而是以各种方式相互补充、相互抑制和相互干扰的。由于这些意识毕竟也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变化着的东西，它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在不同的阶级里，在程度上当然可能有而且会有某些差别。这从而就给社会学提出了一项任务，要研究它们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它们在各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什么社会历史意义，如此等等。但是断言阶级意识无条件地排斥民族意识，因而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有民族意识，这种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极其荒谬的。
当然，只有一部分理论家把民族意识看成是同阶级意识绝不相容的。另一部分理论家则认为，不仅民族意识，还有那些由某一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成员所发动的旨在联合起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运动，都是合理的。例如：如果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人要求同罗马尼亚王国联合起来，并得到对方所谓“兄弟”的支持，如果保加利亚人力求合并南塞尔维亚的保加利亚语地区，那么人们就认为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如果法国力求兼并比利时的瓦龙法语区，那么这种要求就是不合理的；即使有一部分瓦龙人竟然支持这种兼并的贪欲，这还是不合理的。如果弗兰德人（瓦龙人和佛兰德人是比利时的两个主要民族。——译者注）利用当前国际战争所造成的形势来建立弗兰德民族国家，那么在拟造这种权利理论的一部分人看来，恐怕就是更加不合理了。这就是说，按照某种观点，这种所谓民族独立的权利是不适用于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民族的。象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等这一种国家的工人支持民族的或民族主义的运动，固然是可以的；相反，先进的文明国家的工人这样做却是不可以的。这真是十分稀奇的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等于说：一个民族，当它对整个文明发展来说还没有较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时，它是有开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权利的，但一旦它成为文明国家，例如德意志帝国，它就不再有这种权利了。
最近有人甚至断言：每个民族都有建立民族国家的自然“权利”（也许不久还会按照老公式从其中引伸出不可让与的、神圣的自然权利）；而另一些人在东南欧和亚洲个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中看出一种要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普遍趋向。议会党团 8 月 4 日的声明里也说，“每个民族都有民族独立的权利”（参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191、194 页。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是以此作幌子，来为“保卫祖国”这一叛变的口号制造根据的。——译者注）。——这句话根本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不言而喻，议会党团也不会一直不受我们队伍中风行一时的思想的影响。
从任意虚构和牵强附会的法律命题和道德命题出发而简单地引伸出关于某一政治运动正当合理的论断，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但是现在居然要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从自己的发展史的观点出发，只承认那种由历史条件决定的、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本身中产生的并与此相适应的权利。从这个观点出发，各民族的民族运动以及那种受这一方赞扬而受另一方诅咒的民族意识，既不是以所谓深奥莫测的民族心灵为基础的东西，也不是以神秘的民族权利为基础的东西，而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即历史发展的结果。它随历史的发展而产生，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衰落。因此，也不能用什么牵强附会的权利，而只能用它有多少历史根据以及它在人类继续进步的道路上居何等地位这一标准来衡量它的合理性。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族意识也不是什么值得谴责的东西。它仅仅是随着大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历史产物，它作为历史产物也有它的历史根据。恩格斯也在他的《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暴力与经济》（此文写于 1887 年 12 月底—1888 年 3 月，是一篇未完成的遗稿。第一次发表于 1895—1896 年《新时代》杂志第 l 卷第 22—26 期。1937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16 卷将题名改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译者注）一文中写道：
“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63—464 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让我们较详尽地研究一下这种所谓“民族独立权”。在十八世纪里，人们对这个权利还毫无所知。民族（Nation）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极不明确的。人们一般地都把民族理解为民众集合体——如果它已联合成国家共同体的话；这也就是组成一个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或者象当时英国社会理论文献中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在“civil government”（市民政府）领导下以国家形式联合起来的“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大家知道，现今在英语中，仍然是在这种意义上应用这个词的，而我们现今德语中的民族概念（把民族理解为由共同语言，共同风俗，共同文字，共同的历史经历和传统特性所决定的文化共同体）在英语中通常称为“people”（民族）。
我们也看到，十八世纪在德国，也是在类似英语的词义上来应用民族这一概念的。例如康德在他的《人类学》第二编中就是这样给民族下定义的：
“人们把人民（populus）理解为聚集于某一地区并组成为一个整体的人群。由于共同血统关系而自认是结合成一个市民整体的人群或者其一部分，称为民族（gens）。置身于法律之外的（这个人群中的野蛮人），称为下等人（vulgus)，他们之间的非法联合，称为混杂（agere per turbas），这种做法就使他们丧失了公民资格。”
所以说，民族是联合成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就是联合成国家共同体）并遵守其法律的人群。
因此，“民族目的”和“民族运动”等用语就被理解为维护国家福利、保卫国家、维护国家独立的目的与活动。例如十八世纪最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亚当·菲库逊在他的《市民社会史》第三编第三章中谈到实现民族目的时就这样说：
“为了达到大多数的民族目的所必不可缺的一些措施，是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结合起来考察；这些措施往往甚至是同一的。准备用于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同样也能有效地应用于保障国内治安。为确保人民权利和自由而制定的法律同样也能用于促进人口增殖和繁荣贸易。每个共同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责任采用或保持那种最有效地捍卫其利益或防止不幸事件的形式，不管那些明眼人如何识别和区分其目的。”
在第五编第二章写道：“公共安全和有关的国家利益，政治制度，党派要求，贸易与工业，这些都是吸引民族注意力的事情。在上述各项中某些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决定民族福利的程度。在各个特定时期里用以经营上述事业的热情与力量是民族精神的标尺。”
民族目的与国家目的，民族福利与国家福利，保卫民族与保卫国家，从概念上来讲起先都是一样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我们今天这种意义的民族独立权，即一个国家的一个特殊的同种的部分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从国家整体中分离出去并且自己组成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样的行动从当时的观念来看简直是对国家的敌对行动，也是对国家福利、从而也是对民族福利的侵犯。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资本主义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时，民族独立权才宣告产生。这时，弱小的、未独立的、大部分还纯粹依靠农业的诸民族的成员，几乎到处都感觉到在维持自身生存时，特别在提高生活水平时，受到那些先进的、已经获得较强大的经济力量手段的民族的侵害，在前一种民族同后一种民族联合成一个国家整体、而政权又被较大和较富的民族所掌握时尤其如此。这时，较小的农业民族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较大民族那里获得必需的工业品和贷款等等，并且相应地向后者提供农产品。但是在这种交易中，对于土著的农业生产者来讲，他们那种出了家乡就不大有人听得懂的语言，他们对于外国商业习惯的无知，以及他们在经商上的缺乏经验，几乎无论到哪里都成了障碍。结果，商品的收购和经销，转口贸易，货物转运等等业务就大多被统治民族的成员所操纵。
知识分子的处境更加不幸。律师也许不得不用外语来进行辩护，同时还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较高的法官职位都被统治民族的成员所占据，自己的升官道路被堵死，自己的当事人也往往受到异族法官带有偏见的审讯。官员、教师也觉察到：在任命官职方面，统治民族的成员受到优待，语言法令使本地语言遭到排斥，在建造道路、桥梁、铁路时，他们的地区被忽视。作家也到处都看到，他的影响和他的精神产品的销路都受到限制，因为他用自己的语言所写的作品的读者范围本来很小，而且由于贫困，他们的购买力也很低。简言之，被统治民族看到，自己处处受统治民族剥削，其切身利益被置之不顾。难道它们不同样也有争取发展，争取自由活动和争取发挥自己力量的权利吗？
这样就首先在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所谓民族运动；甚至在今天，象埃及、波斯、印度这样的国家里的所谓民族主义的拥护者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光靠自己是不能有任何成就的。如果他们希望有所作为，他们就必须使他们的运动变成全民族的运动；为此，他们不得不提出深得人心的民主要求。这就使运动——尽管这种运动在根本上是反动的——获得了民主主义的、甚至是半社会主义的内容。
就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往往只是假民主主义的人们当中，产生了“民族的国家独立权”；象其他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那样，这种思想也流传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里来了。
也许党内有些同志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的观点呢？”首先因为，这种所谓的“权利”根本违背历史的发展。如果我们的考察不局限于东南欧这一狭小地区，同时对这个地区的观察也不限于最近几十年的话，那么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所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民族分化过程，而是一个大融合的过程，许多小民族逐渐融合成文明大国。第二，上述权利要求是普遍地作为一切民族（不管这个民族的情况如何）的权利而提出来的，是完全反动的；因为以这种普遍的形式提出权利要求意味着那些无生存能力的，即大体来说无历史和无文化的民族也有民族独立的权利——哪怕这种独立不能促进文明的继续发展，而是必然起阻碍作用。
所以，马克思也从来不承认这种所谓民族权利，而是把它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讥诮。
在 1847—1848 年，当南欧的斯拉夫人要求他们的民族获得独立，而这种所谓“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通过米哈伊尔·巴枯宁援引惯用的“正义、自由、人道”等口号提出《对斯拉夫人的号召》时，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849 年 2 月 14 日）上写道（从引文看是恩格斯写的，即《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322—342 页。——译者注）：
“‘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 ‘虚无缥缈的幻想’……
关于建立‘各族人民的普遍的兄弟同盟’和划定‘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问题，我们再说一句话。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根据道德的理论，这两个共和国本来应当是‘兄弟的’和‘结成联邦的’国家，但是，由于得克萨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人民的‘主权意志’依靠美国志愿军的勇敢，从‘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出发，把自然确定的边界线向南推移了几百英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次战争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以‘正义和人道’为依据的理论，但它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而进行的。巴枯宁是否要谴责美国人进行这种‘侵略战争’呢？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325—326 页。库诺引文的段落和着重号同原文不完全一致。——译者注）
在另一篇关于在“匈牙利的”泛斯拉夫活动的文章（从引文看也是恩格斯写的，即《匈牙利的斗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193—207 页。——译者注）中写道：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在苏格兰，盖尔人就是这样，他们是 1640 年至 1745 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柱。在法国，布列塔尼人就是这样，他们是 1792 年至 1800 年波旁王朝的支柱。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唐·卡洛斯的支柱。在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的南方斯拉夫人就是这样；这只是残存的民族、只是一千年来极度混乱的发展的产物。这些同样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中的残存民族把整个欧洲运动的倒退视为唯一的救星，它们想使这个运动不是从西向东，而是从东向西地进行，在它们看来，俄国的鞭子是解放的工具和统一的纽带——这一切都是完全自然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202—203 页。库诺引文的段落和着重号同原文不完全一致。——译者注）
马克思这样说，决不是责难所有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运动。在民族独立或者民族统一已成为更高的文化发展的前提下，在能解放被束缚的发展力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坚决地代表民族统一的要求，丝毫也不顾忌会随之产生某些不愉快的现象。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0 年，尽管存在着“俾斯麦主义”，还希望德国能在战争中取胜。因为在他们看来，恢复民族生存是德国更高度经济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政治进步的前提。例如恩格斯在 1870 年 8 月 15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已被巴登格（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 1846 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译者注）（拿破仑的绰号）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如果它被巴登格打败了，那么，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在最好的场合下，德国工人也只能跟在法国工人后面跑。如果德国胜利了，那么，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立即表示了投入这场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德国的政党要按照威廉那一套，去宣传全面抵制，并把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置于主要的考虑之上，我认为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41 页。着重号和巴登格一词后面的括号及括号中的话都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马克思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大的文明民族即使通过某种强迫手段来兼并或同化小的“残存”民族，也是合理的。例如，他在上述《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继续写道：
“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预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践踏几朵娇嫩的民族鲜花。但是，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也是一些象泛斯拉夫主义者现在为了维护其衰弱不堪的被保护人而要求的那种软心肠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333 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但愿每一个人都把现在我们一大部分报刊上流行的维护每个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的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作一番对比，然后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文章的作者究竟有什么权利来援引马克思的话呢？”
据我看来，我们党的理论工作的现状就是如此。党内的错误的臆断、假设和推论成堆，并且构成了思想体系；一旦沿着老路平稳发展的运动突然中断，这种思想体系必然要与历史现实发生冲突。我深信，人们往往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在理论家当中正是这样，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承认那些使自己感到不愉快的事。也许甚至会有个别理论家——这样的人恐怕不会多——认为：在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当世人象我们今天回顾过去时代的理论那样回顾我们今天的理论时，他们对我们今天在理论上的混乱会作出很高的评价，也许还会说，“这些家伙真聪明！”要知道象歌德的《浮士德》里的瓦格纳那样的人并不止一个，他洋洋自得地说：
人们将来对于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理论的质量的看法是否与这完全不同，今天还无法证明。但是十有八九，那种基于将来的发展状况所作的判断将会大不相同。我们只要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目前情况就行了。它只不过有一些最初的开端，而这些开端大部分是应该很快就消灭的。
我并不想以此来责难我们的理论家。我很清楚，他们同时又是编辑、作家、党的干部、宣传鼓动家等等，他们大多数人不会抱怨工作太少。此外，同资产阶级方面比起来，我们的理论家远不是以批判的观察家的身份站在党的上面，而是置身于党的生活之中。他们同党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说这种经常的接触能在某些方面有好处的话，那么它在别的方面则有这样的短处：各个理论家都被卷入各个时期的潮流中了。况且我们党在各方面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就决定了党的生活是进行日常斗争的生活，是为目前情况及其要求而斗争的生活。在我们党内，对于纯科学的、系统的理论研究仅仅有着、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仅仅有一种很不迫切的需要，人们所希望的是迅速从理论上讨论和论证日常政治斗争中产生的问题与要求——这是日常政治生活所需的理论。
最近，人们能每每听到：“嘿！理论有什么用，事物的发展总是同理论家的预言不一样的！”如果这种肤浅的看法在我们党内赢得市场，那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了。这将是一种精神上破产的宣告。理论是力求上进和力求改造事物的阶级在进行斗争时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自己的、坚定的理论来同敌对党派的理论相对抗，那又怎么能同它作斗争呢？如果竟能设想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每个人将可以按自己的尺度而毫无科学根据地论证他自己的那种适应日常事务的特殊理论，理论上的混乱就只会更加严重得多！
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多余论就好似这种情况：一个小孩起初在开头的二、三学年里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也许与其说由于他天资不高，还不如说由于教学法不正确），他的父母就打算根据他学习不好的情况作出这种结论：“既然这个孩子没有学到许多东西，他以后就不要上学了，听其自然地成长好了。”而正确的结论无疑是：“对这个小孩要采用更适当的方法给以严格的教育，否则他就不能有所作为。”
这种处方 cum grano salis（按其实质而言）也适用于党的理论工作。但先决条件是：大多数理论家要首先了解今天党内理论的水平，而不是坐在高高的讲坛上向下要求：发展必须适应我们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