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是由六篇文章组成的，这些文章是我应《莱茵日报》编辑部的邀约、为了答复今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四日的《科伦日报》上所发表的连载文章《今日的社会民主党》而撰写的。鉴于刊登这些文章的地方（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的首要地位）以及这些文章中所显示出来的意图（想凭借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领域的较深入了解来认真而具体地同社会民主党进行辩论）这两者，似乎应该由我们（即使不说这两者要求我们）提出一个至少能强调各项主要问题的、同样如此具体的答复。当然，由于工人报纸的篇幅有限，无法对于《科伦日报》上所论及的全部问题一一详加探讨；某些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生活的有趣的问题只得不予论述了。我所关心的是用尽可能通俗的论述来向范围更广泛的读者阐明《科伦日报》就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所表示的承认和异议的意义何在，并且结合着这一点来探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尚未解决的若干争执的重要意义。

由于上述意图以及由于自从我的答辩文章发表以来《科伦日报》的上述文章在经过不大的补充之后已刊印成单行本出版这一事实，我似乎应该现在也把我的答辩文章刊印成单行本或小册子问世。因为加上了我对《科伦日报》文章的单行本（单行本的书名是《今日的社会民主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依据所作的批判性的评价以及对其实际政党状况所作的社会学上的考察》。作者：科伦日报编辑、科伦商学院讲师罗伯特·布伦胡伯博士。古斯塔夫·费歇出版社一九零六年耶拿版。）的批判并且还在好几处作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必要的补充，所以我的单行本或小册子的篇幅有所扩大；同时我还认为在此可以删去某些对于报纸读者说来无法省略的重复以及其他一些由于初次刊登的形式而必不可缺的前后连载交接处的说明。而且我还认为在体裁语句方面应当作某些改动。但是，在这些论文的主要论点方面，当然是没有什么要改变的。

社会民主党现在没有什么理由要用苏格兰民间诗人的话来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灵乞求这样的天才：使“我们能像别人看我们那样地看我们自己”。“别人”是一心一意想要使社会民主党被这句话所打动。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批评的书刊文章，已经多得可说是汗牛充栋了。当然，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批评像彭斯的警句诗篇的下文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使我们不犯“许多大错”；绝大部分是肤浅的、在论述时避开核心问题的文章，因此几乎不能对社会主义者产生影响。虽然如此，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较深入地涉及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论文；我们就这些论文来进行探讨，是只会有好处的。如果这些文章促使我们注意到社会主义学说需要改正之处，那末好处就显而易见了。即使我们最后认识到，甚至这种探讨也没有得出任何确能成立的论点来反对社会主义学说，那末，这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敌人愈强大，对敌人的思想斗争就愈加能促使内部阵营加强。

《科伦日报》从今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四日发表了十三篇大多占有几栏篇幅的文章，其中论述了社会民主党书刊文章里涉及理论和斗争的思想内容。我们即使对敌人也应该说实话；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就其笔调和结构而言，这些文章不愧是由一家大报所发表的。无论我们在其他方面恰恰要对《科伦日报》提出何等多的指责，我们在这里只能开给它一纸赞扬证书。这些文章里贯穿着精神高尚的气质。作者不采用小处斤斤计较的办法，他不在次要问题上纠缠，而是大刀阔斧地直接触及核心问题——即他根据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的文件所了解到的核心问题，同时他在转述这些文件的内容时大多讲得确切中肯。由于上述理由，就只能越发促使我们起而接受挑战。一个事业的优越性，不能在同无知的人和伪造窜改的人所进行的论战中、而只有在同那些有专业知识并且依据事实来进行推理的对手们所进行的论战中才能获得证明。

因此，我们将在下列诸文中对《科伦日报》展开论战。首先，要就问题的提法作若干点说明，因为，如果对于那些最终要涉及的诸问题的性质没有共同的理解，那末辩论就会有陷入毫无结果的争执不休的危险。

我们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斗争运动，其目的在于取消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且代之以一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如下两点典型特征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消除人对人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消除经济关系对人的支配；这种经济关系正如市场变化那样，本身也仅仅是人为制度的产物。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最概括的叙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在这些目标上是没有意见分歧的，也不可能设想会有意见分歧。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首先不是诉诸感情，而是诉诸理智，也即启发那些在目前状况下的受苦受难者——因此首先是那些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关心，并且还唤起那些认识到这个遭到反对的社会制度不能持久存在下去的人们的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诚然还有伦理学上的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主义之下，这些因素只居次要地位。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提出它特有的要求，其理由并不是基于抽象的正义感的观念；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要求的正义性乃是基于历史性的、以当代特殊经济和社会条件为依据的理由。对此可具体说明如下：社会主义并不这样说，资本主义必须消灭，因为有些人是资本主义企业主而其余的人是工资劳动者，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社会主义倒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在今天是不合理的，必须予以消灭，因为把人们分成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两类，这种区分，在我们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下已变得越来越没有道理了。只有在社会主义能证明后一种说法的情况下并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内，社会主义才是根据它本身的理论上的基本概念而在科学上成为有根据的。因此，这就是检验其学说正确性的试金石。

但是，对于理论家来说，显而易见，为了防止错误的解释，应该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强调指出：如此提出的问题本身还没有涉及现代工资劳动者争取政治权利和争取改善经济社会地位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历史事实，它作为这样的事实，本身就是正当的。因此，作为这种斗争的体现者和承担者，社会民主主义即使在未能就上述那一点提出证明的情况下依然是有根据的。这样一来，别人有疑问的恰恰只是这个运动的特定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如果在这里姑且使用这个用语的话。实际上，《科伦日报》的批评也就是集中于这一点的。不过它没有像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一八三八——一九零六；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德国自由党创始人，主张自由贸易政府，反对社会民主党，同时也反对俾士麦。——译者注）那样力图用关于未来的幻想图景来证明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不可能性。这种做法同那种想用幻想图景来证明未来国家的可实现性的尝试一样都是不科学的。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诚然可能已经发现一些问题——就这一点来讲，甚至里希特的未来图景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是科学的论证以及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所应该探讨的，不是未来国家具有的形式问题，而是朝向未来国家的发展问题，不是这种国家的美满性，而是它的历史的必然性或高度可能性。

《科伦日报》是在这种较深刻的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不妨看看，它如何解答这个问题。

资产阶级方面对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起先，资产阶级在论述方面的代言人致力于反驳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社会主义理论和要求而提出的几乎全部论点。譬如说，凡是了解拉萨尔在文字上的论争情况的人都会记得，每逢拉萨尔为了进行论述而援引资产阶级理论老前辈们的话时，拉萨尔的资产阶级敌人甚至会马上就否认他们自己的这些老前辈。这些敌人中的个别人当初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甚至抵赖自己以前所讲过的话。拉萨尔曾抓住过关于这种情况的几个绝妙的实例，这种实例不难再举出许多。但是，渐渐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聪明到能够懂得，如今用这种办法毕竟行不通了。学术界人士尤其感觉到有这种需要：较认真地同社会主义展开辩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后，由于工人方面运用了结社权，由于被选入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了立法工作，整个社会主义问题的面貌已经改观；这种情况使那些学术界人士更加容易实现上述的打算。这时，就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给予某些承认，而又不致于被看成是拥护如此值得怀疑的做法——譬如由国家来资助生产合作社——的一种揭发主犯罪行的共犯。于是就开始了讲坛社会主义的时代，这种社会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朗格（F．A．Lange，一八二八——一八七五；苏黎世大学和马尔堡大学哲学及经济学教授。——译者注）之流、谢夫勒（A．E．F．Schäffle，一八三一——一九零三；土宾根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及社会学教授，曾任奥商务大臣。——译者注）之流、宣贝格之流——甚至还颇为迎合社会主义。

这些人的同道者的大多数当然只是满足于——正如鲁道尔夫·迈耶尔有一次很俏皮地描述的那样——“在副刊栏里漫谈马克思”而已，这就是说，只是在这一栏里空谈马克思在关于工厂检查和法定劳工保护的论述中所提出的要求，而把马克思的书里所提出的影响深远的问题以及理论上的发展撇在一边，不予理会。社会党人法造成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形势使那种同时恰恰由鲁道尔夫·迈耶尔所宣扬的对洛贝图斯（J．K．Rodbertus，一八零五——一八七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张实行保守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译者注）的崇拜获得了发展，然后又带来了谢夫勒的《社会主义前途黯淡》，最后以尤里乌斯·沃尔夫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书为其最高峰，这是到那时为止对马克思最尖锐的批评。沃尔夫的书里对于马克思在经济发展方面所作的预测几乎全部表示怀疑。就在这个时期，凡是这本书流传所及之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从另一方面——譬如保尔·巴尔特等等——遭到了攻击，而且奥英两国的边际效用论者——他们反对马克思的价值论——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对马克思的反驳，越来越时髦起来了，而且还变成了好玩的事，当时在社会民主党自己的行列里也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各项结论提出了异议。这种潮流在一八九九年以保尔·魏逊格林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临近末日》而达到了顶点；当然，这本书除了证明其作者当时还是一个很幼稚的指导者（该书作者的名字 Weisengrün，倒置后恰巧成为 grüner Weiser（幼稚的指导者）。——译者注）之外没有证明任何其他东西。

从此以后，就出现了一种反作用（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上述的那种夸大其词的批评），可以把这种反作用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挽救时期。专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们站了出来——有些人在这一点上，另一些人在那一点上——认为马克思毕竟还是有道理的。如果用交易所里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马克思股票的行情又上涨了。

《科伦日报》的这些文章也是在这种反作用的形势下发表的。这位作者力图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年来关于马克思的讨论作一番总结并且在这方面得出一种结论；这种结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十分坚决的敌人——因为我们将认识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说来必须被称为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理论显然有利的正面评语。

他在序文里就强调了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对科学所作出的功绩。他进而阐述道，把社会民主主义赞许为由于其所引起的恐惧而积极地促进了社会改革事业的一种力量——正像俾士麦所做的那样——是不够的。据他说，纵然完全不谈这种“无意之中的（!）实际功绩”，“也应该比通常估计的还更高地估计它的有意的功绩，即使这种功绩是属于纯理论性质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生们的功绩据说在于“客观上丰富了我们的经济文库以及我们的科学思想”。他认为：如果责怪许多在思想界有重要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信奉者说：他们的做法不符合更高明的知识；这是不行的，毋宁说倒“有必要对他们的科学信念作一番科学上的评价”。而且据说人们同时还应该记住劳伦茨·施坦因的这句漂亮话：“社会主义的导师们在追求其目标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性和深刻性，也许会使思想家们“对于在令人迷惑的这个世界上所出现的一些较大错误也予以宽容”。

那末，科学理论家们的有意的功绩何在呢？首先，《科伦日报》的这位撰稿人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上是正确的。据说，马克思由于他的加工，由于他不局限于研究人类的单纯外表的行为而去揭示其行为的动力和根源，从而“对历史哲学作出了迄今最重要的贡献”。据说，这种由经济来决定历史事态发展的理论诚然发挥得似乎过分了，但是虽然如此，马克思理论的最主要的功绩仍在于马克思在那些对于其理论有典型意义的各方面提供了无情的见解，即“与迄今的科学观点迥然不同的敏锐的强调”。据他认为，马克思的功绩仍然在于：“在各项决定历史发展的诸因素中，使物质生产力获得了它的长期被忽视的、应得的头等重要地位”。这位撰稿人还认为，施塔姆勒（R．Stammler，一八五六——一九三八；德国资产阶级法律哲学家。——译者注）和图甘—巴拉诺夫斯基（M．J．Tugan-Baranowski，一八六五——一九一九；俄国修正主义经济学家。——译者注）等人的这种尝试也是错误的：即为了克服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方面的片面性，而对物质生产力的概念提供一种较宽广的、精神上的、包括意志动力在内的解释；他认为这样就会抹煞了它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观之间的区别；他还指责本文作者在马克思的历史方法问题上把体系方面的缺点说成是其历史方法的全部内容。这些指责表明，他是何等地重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主要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在这里提到上述的各项指责；此外，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足够重要的，因而需要加以专门的论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述已经如此之多，以致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较新的批判性的论述都会引起这种嫌疑：仿佛是把已经讲过的话仅仅用新的形式或者经过重新拼凑之后再度提出。但是这一点完全不适用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最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在这方面，这位俄国学者特别把他的真知灼见用于明确区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譬如“经济”、“物质生产力”等等——的界线，这是一项极有贡献的工作，因为迄今大多数关于这种理论的讨论都在不小的程度上恰恰由于讨论者在讨论时所讲到的基本概念的含义十分不同而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甚至无法彼此了解。譬如说，如果两个人对经济的理解各不相同，那末这两个人怎么能就经济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取得一致看法呢？而且这两人愈是敏锐的思想家，那末他们就愈加必然地会陷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然而，基本概念的含义愈是明确，每次辩论就有希望获得愈加巨大的成果，就愈能赋与理论本身一种明确无误的形式。

因此，我们在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里所看到的这种概念区分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的这位作者则在论述时一会儿承认这一点，一会儿又对它如此地横加责备，以致几乎能逼得别人喊救命。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严格地区分了如下两方面：即一方面是经济，这是那种以现实的（最好说：物质的）外在世界为对象的活动的总和，这种活动的目的在于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创造现实的条件；另一方面是这种需要的本性，这整个说来就是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动力，这种动机和动力可以是而且大部分总是十分非经济性质的或是同经济性质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或是粗野动物性质的。为了反对上述如此合理和必要的概念区分（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对于经济诸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加以符合实际情况的估价），我们这位作者除了提出下列这句话之外没有提出任何更有理由的论点：“在我们看来，这种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存在着许多并不引起任何经济活动的心理上的动力，甚至像性欲冲动这样强烈的动力也根本不必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活动。”（单行本第 37 页）

好吧，我们必须请问，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在哪里提出过在此归咎于他的那种荒谬主张；是用什么巧妙的逻辑才能从他的理论中推论出这种荒谬主张的呢？同经济不相容的动力和动机能够引起而且确实是在常常引起经济行为，或者援用我们这位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理想的动力也会产生经济活动”，这种说法毕竟还不等于说这些动力仅仅产生经济活动吧？这位作者在引伸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论断时擅自把“仅仅”这个词解释进去，从而几乎导致这种论断误入其相反的方向。如果一位正在恋爱的少年为了取悦被他追求的女郎而赋诗作词，那末他还没有因此而实现了经济活动；这一点道理连稍为有一点判断能力的人也许都会懂得；责备一种如此严密地确定了经济活动概念的理论——就像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那样——没有包含上述道理，这是无法用任何理由来辩解的在逻辑上的牵强附会。

如果说这位作者在这里把“仅仅”二字随心所欲地解释到一个定理里去，从而完全破坏了这个定理的意义，那末他又用如下的做法对另一个命题作了错误的解释：即他对于该命题中所含有的若干限定性的附加语完全不予理会。这就是本文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的前提》一文中的这句话：“因此，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是从一开始就断言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第 5 页）如果说事事都有其必然性的学说不是唯物主义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上述那句话是有懈可击的。非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甚至十分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样也是以这种必然性为基础的。我在当时就已经把这种从各方面向我提出的指责毫不迟疑地承认为有道理的。这种指责只适用于我的思想在表达上的措辞欠妥，而不适用于我的思想本身，这一点从《前提》一书所援引的这句话前面的叙述里就可以看出了；前面的那句话说，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

加尔文教徒也是严格信奉关于事事都有其绝对必然性的学说的；不过他们是唯心地从上帝得出其学说，不是唯物地从物质的运动规律中得出其学说的。黑格尔的绝对哲学的信徒也是如此的；这些信徒们认为，逻辑足以发挥那种预先就决定一切的上帝的作用。严格的决定论者之类的人同样也是如此的。唯物主义的特征恰恰只在于把自然界和历史上的事物必然性归因于物质的作用；或者把一切思维、决定和行动都归结为人脑中的纯物质的活动过程，而这种过程是完全由物质的运动规律来决定的。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前面所援引的那句话：即运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就是断言一切历史事件和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是说，用“物质的”这一附加语去补充必然性。这句话采取后一种形式就是无可争辩的了，如果唯物主义的概念确实没有丧失其种种精确意义的话。

但是，前面所援引的那句话里并没有讲，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的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已使历史变成了纯物质诸关系的机械作用的产物。毋宁说，在“就是从一开始”这一附加语中倒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用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说尽的。确实在《前提》一书中在这句话的后面就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际上曾承认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历史发挥着强大的影响，他们两人并不是严格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但是，《科伦日报》上《马克思学说的片面性》一文的这位作者的命题若以这种方式发展到顶峰，那就无非是把一个体系的缺点说成是它的唯一内容（单行本第 39 页），因而这个命题完全没有击中要害。他所批驳的，恰恰是与《前提》一文中所主张的相反的论点。这篇论文实际上所要论证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严格地唯物主义的——在唯物主义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上来讲，而主要是经济的历史观。

然而，在我们纠正上述那一点的同时，我们倒并不想拒绝向作者承认，他恰恰就在这个地方就历史发展的形式和力量问题作了若干点颇为中肯的阐述。譬如他说得很精彩：“只有人们在利害矛盾中和在阶级斗争中为争取社会变化而战斗时，社会变化才会成为历史事件。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无产者阶级并且把它导向胜利，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最有意识的任务，即使这个党已经认识到朝着这个方向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单行本第 39 页）如果能把这几句话登在《科伦日报》的首要地位，那末这就能使我们容忍那些还同以上业已指出的错误完全不同的其他错误，如果这位作者没有如此快地——就像我们很遗憾地即将看到的那样——又把这句话都忘记的话。

《科伦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说：马克思关于企业集中化的学说，在其涉及工业和商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反之，对农业而言，这种学说就是彻底错误的了；而且在如下这一方面也是不对的：即根据这个学说，大企业的集中会消灭小企业。但是据说后一点只是在表现形式上错误而已，因为即使小企业还继续存在，它们的特性以及它的内在性质已经在大企业发展的影响之下发生了变化，它们绝大部分已经从小资本主义企业变成这样的无产阶级企业：大企业的附属企业，家庭作坊等等。此外，这位作者又反驳本文的作者，他责备本文作者在《前提》一书中“干脆就否认”这种现象：发展成大企业和巨型企业的做法是在德国工业中率先倡导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坚决驳斥这种说法。我在文章中明确提到，“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里，技术和企业集中化的不断进展乃是确凿的事实，这个事实的意义今天几乎连那些刚愎顽固的反动分子也无法否认”。(第 57 页)这篇文章里所反对的只是这种观点：即这种发展在各行各业里都是按照同样的死公式来实现的。在序言中同样也明确地提到了“企业内部结构和企业相互关系中的重大变化”。

除此之外，还要讲一些。关于这一点——集中化理论——还必须强调指出，这位作者认为如下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即如果有人（就像桑巴特（W．Sombart，一八六三——一九四一；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度曾是“讲坛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决反对者。——译者注）那样）因为马克思学说在某一点上——在农业的集中化问题上——是错误的，于是就这样推论马克思学说在那些同以上这一点一起构成有机整体的其他各方面也是错误的了。《科伦日报》的这位作者认为，毋宁说倒必须探讨一番，经济有机体的力量的最强固的根基究竟何在，如果经过这样探讨，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国民经济中，集中化的学说已经在时间和范围方面随着德国国民经济完全工业性的总结构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在这种总结构中，农业仅仅由于政治性质的原因——这种原因从纯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是有害的——才被人为地保持着一种不复与其经济价值相适应的地位”。（单行本第 60 页）

“由于政治性质的原因，这种原因从纯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是有害的”——在民族自由党的报纸《科伦日报》上看到关于今天在德国实行的人为地使农业保持着一种“不复与其经济价值相适应的地位”这种说法，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并且是值得铭记不忘的。

最后——而这在一位批判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方面是最出人意料的——《科伦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贫困化理论是一个有道理的核心。当然，他认为，爱尔福特纲领中所包含的说法是错的，但是如果下层阶级的物质享受的显然提高诚然不容否认，而有产阶级的财产却增长得更快，那末——正如特别是拉萨尔所强调过的那样——贫困化现象还是存在着的。据说，如果对工人景况方面所造成的形式上的改善加以仔细考察的话，也就可能看出，其中有些改善其实根本不是改善。譬如说，工人现在所收入的工资数是一百五十，他的支出数是一百三十，而他以前的工资数是一百，支出数是七十，那末他的景况就是恶化了，因为他没有剩下三十，而只剩下二十用于享用品方面的需要，而“这个方面的国民经济价值是具有极巨大意义的”。据说，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是劳动时间的缩短，如果劳动因而就更紧张的话。最后，据说我们的时代里还有绝对恶化的现象，譬如女工和童工的增多。

以上就是这位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所作的几项承认。这些承认——正如人们会承认的那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们也并不想去触及他在承认的同时在表达方式上的某些不确切之处，我们倒宁可谈谈他对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所反驳的各点。

与企业集中化学说的情况相反，《科伦日报》十分坚决地反驳了关于资本集中在人数相对地越来越少的资本巨头手里——“积累”——的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在一个长时期内，社会主义者中间曾流行过这种看法：即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集中是同时进行的，也可以说只是平行延伸着的两条线，它们构成了同一个发展过程；今天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他们特别提到巨额财富集中在洛克菲勒、范德比、摩根等美国许多百万富翁手里的现象；我们的梯森、施汀纳斯和格里洛等煤炭大王和钢铁大王也正在越来越仿效这些美国富翁。在这里，人们仿佛可以用手来具体捉摸资本积累的集中化趋势。

因为，凡是在关于现代经济生活现象的讨论中愿意被视为有资格担当责任的人，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反驳这种巨额财产形成的事实。《科伦日报》也毫无保留地承认这种事实。这家报纸写道：“应该毫不讳言地承认，这类组合形式——股份制度、两合公司以及为经营大规模的工商业企业而采用的其他各种公司组织形式——迄今一直在十分占优势的程度上被利用来作为称心如意的投资形式而替资本家服务，因为资本家如今不必把他们的全部资产都压在唯一的一张牌上。此外还应该考虑到，恰恰那些最理想和最有利可图的股份企业是被掌握在为数寥寥的大资本家手里的。”股份公司之类公司形式的可贵之处似乎在于：它们提供了更有利地实现财产分配的可能性，它们“使现有的资本得以分裂，使个别资本巨头的攫取资本的做法成为多余的了”。但是据说，根据马克思和爱尔福特纲领所作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上述的可能性无论在何处都是不存在的。

就马克思而论，后一种说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毋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再讲到资本的分裂，有时还提到股份公司的事实；在这个范围内，马克思也并不是没有指出过财产分裂的可能性。不过，正确的只是：马克思在指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特征时是不理会这种可能性的，而且因为爱尔福特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想指出历史趋势的特征，所以它在如下的意义上讲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如果说它在这方面同样也不理会资本分裂等等的可能性的话。

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种不理会是有道理的吗，资本分裂的可能性对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也就是对于它的可预见的发展和影响——是无关紧要的吗？

如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是《科伦日报》出于目己的考虑而提出来的，不是也有他们为了用作反对积累理论的事实而从社会主义作家的作品里挑出来的，那末我们就不禁要认为马克思和爱尔福特纲领是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和爱尔福特纲领是把股份公司等等的形成只作为“萌芽”来看待的，这种“萌芽”的“使命”在于填补巨额资本和工人收入之间在财产形成方面的空隙。然而，我们看到股份公司已经存在好几个世代了，如果它们迄今除了证明自身是一种与企业集中相适应的财产积累的反作用的“萌芽”之外还没有再证明是更多的东西，那末我们就有充分的权利来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即股份公司居然会在某种值得一提的较大的程度上终止积累过程。

但是事实上，实际情况毕竟并非如此；由于实际情况对于认识我们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所具有的重要性，就应该对实际情况加以一番考察。

无论那种以百万大富翁的财产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款项看来何等巨大，它毕竟总是只构成社会财富中如下这部分中间的一小份：这部分就是作为利息、地租和利润而付给资本所有主、土地所有主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付给工人的工资除外）。根据费边社的小册子《提供给社会主义者的事实》(《Facts for Socialists》）的最新版本（其中资料均由最有声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提供，并且由帝国税务局官员奥克孝特先生加以核对），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一九零二年的全国全年总收入是十八亿英镑，即三百六十亿马克。其中分配如下（已折合成马克）：

由此可见，单单地租和利息收入者就获得一百三十亿。如果我们在利润和薪金项内只把半数算作利润（这个数目肯定是偏低的），那末地租、利息和利润收入者的全年收入合计几乎达到一百八十亿！这样，如果数百名——譬如说四百名——极端富有者确实每年平均各有二百万的收入，那末每年毕竟还有一百亿分配给许多大大小小的富裕小康者。

德国不像英国那么富有，但是却越来越接近英国；这类数字的对比关系不会相差太远。仅在普鲁士一国，收入申报数额超过三千马克的诸收入等级的总收入在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达到三十二亿六千九百万马克，其中资本财产所得占九亿零四百万马克，土地财产所得占七亿三千九百五十万马克，商业、工业、矿业所得占九亿六千五百一十万马克。从那以后，这些数字有很大的增长；这只要想想普鲁士煤矿业这一个行业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就够了。

总的说来，采矿业以及与它有联系的各种开发地层内部宝藏的行业，对于形成当代巨额财产起着十分特别的作用。这个情况之所以必须考虑到，因为它说明了国家所特许的以及人为地造成的垄断在这种财产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美国铁路大王的巨额财产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财产是得自当时在铺设铁路时州政府对铁路公司的土地赠与，因此这只是已经实现了的和资本化了的地租。就其来源而言，这种财产与中世纪的世袭领地的贵族的封建地产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多于它与现代工业剩余价值之间的相似之处。对于美国的钢铁大王的巨额财产来说，还有保护关税——这就是国家牺牲公众的利益而给它的补助——起了催生作用。简言之，在大洋彼岸的这种非凡的资本积累，与其说向我们显示了一种我们所面临的发展的范例，还不如说显示了一种温室里的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是不能用那种方式在我们这里以同样的规模来重演的，不管工业里的这种集中运动在其他情况下会取得多大的进展。

麦克罗斯蒂所写的一本内容丰富的书《托拉斯和国家》（《Trusts and the State》）里的下列数字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景，足以说明在私人企业变成股份公司时股份财产是如何分配的。这里所讲的是四家英国的大公司，它们在过去几年里从家庭财产变成了股份公司。我们仍将款数都折合成马克：

在八千三百二十万马克的资本总额中，仍掌握在原来的所有主手里的资本还有三千七百三十万马克，其他的四千五百九十万马克的资本则分属许多股东，股东的总人数达到四千七百八十九人。而股票出卖人大多也有许多人；如果这家或那家出卖人是合资组成其财产的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其财产，那末在其他出卖人那里却又由于家属的继承等等而终于发生更进一步的资本分裂现象。

有人设想，在形成托拉斯和企业组合的情况下，资本的积累就会在数目愈来愈少的人的手里实现；这种设想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宣布，美国钢铁大托拉斯的股东人数超过五万名。英国三十一家细纱大纺织厂组成托拉斯后，八千万马克的已发行的资本总额中，出卖人握有二千六百七十万马克，其余的五千三百三十万马克由三千九百三十四名股东分摊；布拉德福特（在英国兰开夏。——译者注）二十二家毛染厂组成托拉斯后，已发行的资本总额为六千万马克，其中二千万马克由出卖人承受，股东（共达一万零七百三十一名！）承受四千万马克。而英国最大的酿酒厂中有五家工厂的股份资本和优先资本（一亿九千四百万马克），是由大约一万六千名股东分摊的；为数达一亿二千二百万马克的债权资本的分配情况也与此相仿。

因此，如果我们像在英国（英国的股份法规规定股东要向公务机关进行登记）那样能对股东作一番统计，那末就会普遍地表明，股票形式不仅带来了分散股份的可能性，而且还带来了分散股份的事实。但这是否就是一件像《科伦日报》所认为的那样“可喜的现象”，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再版本的补充。在德意志帝国议会讨论施坦格尔一九零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税收问题的诸提案时，曾有人一再试图把以上的理论性的论述变成实践。这些税收法案的辩护人把这些法案总括起来称之为帝国财政改革。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丝毫没有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安排帝国的财政制度；它是一种包括提高税率和征收新税两者的混合物，这两者无非是把间接税制度——德国的财政历来就是以间接税制为基础的——进一步加以扩展并且在这里和那里规定一些挽救中产阶级的办法而已，这种办法在帝国立法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已经采用过：譬如按各工业企业加工原料数量或营业额而不按其利润收入来征收逐级累进税以及其他更正确地说来配得上帝国财政反动头衔的类似做法。就施坦格尔的诸提案而论，全新的规定只有关于征收遗产税来弥补帝国支出的规定。但是有关遗产税的法案却规定得十分畏首畏尾，而且还规定了如此多的例外和保留，以致根据政府的估计，这种税每年只可能向帝国提供四千八百万马克，而且在其他税收——即间接税——提供了超过帝国需要的额外款项时，遗产税甚至还可能相应地缩减。

在这个问题上，帝国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插手采取了行动并且针对着政府的草案提出了一项税收问题提案，根据这个提案，单单遗产税一项每年就肯定可以提供二亿九千万马克，也就是说，这不仅使政府草案中的其他各项税收统统成为多余的，而且还有可能取消人民消费现已承受的重负。此外，社会民主党党团还重新提出了它关于在全国征收逐级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要求，以便在直接税收的基础上改造帝国的整个财政制度。

在陈述这项提案的理由时（本文作者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本文作者在委员会里和在全体会议上都指出了德国的财产积累的规模日益扩大，并且指出，巨额私人财产的形成在国民经济上越来越没有必要了，正如在本书中所指出过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对方的答辩也不少。在委员会里，普鲁士财政大臣冯·莱因巴本用一整篇备忘录来答复本文作者，这篇备忘录已作为专件附在这次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开会日期一九零六年三月二日）记录的后面；在帝国议会的全体会议上，国家自由党议员维斯特曼和保守党议员狄特立希这两位尤其力图——在一九零六年五月十日的会议上——驳倒我的论述。但是，无论谁只要看看关于这些会议的记录，就会毫不迟疑地承认，在这方面用以对我进行反驳的那些理由，完全无法驳倒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甚至绝大部分根本没有触及我的论述。

后面一点尤其适用于冯·莱因巴本先生的论述。这位普鲁士财政大臣援用普鲁士所得税和财产税统计中的数字来驳复关于百万千万富翁人数日益增加的论点，这些统计数字在有些地方表明拥有中等财产和小额财产者的人数有更大的增长；议员狄特立希在五月十日的帝国议会会议上还重新引用这些数字资料，作为对我进行反驳的主要证据材料，同时议员维斯特曼则朗读了我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中的类似的统计，并且自以为这样就能使我陷于自相矛盾。但是这一切同我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没有丝毫关系。对于拥有中小资产的纳税者人数也在增长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表示异议。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第一，构成民族的广大群众的无产的工资劳动者阶级的实际工资的涨落同中等财产和巨额财产在数与量方面的增长——对手中间没有一个人谈到量的增长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第二，巨额财产拥有者阶级今天发挥着什么社会作用，也就是说，这种财产在数与量方面的增长（我们今天看到了这种增长的实现）在目前的程度上是否真正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抑或它对社会生活的明显的损害和危险在今天已经超过了它对生产提高所可能有的益处，如果正在日益扩展着的集体经营形式越来越排挤个体的大企业家的话？因此，我在委员会里以及一九零六年五月九日在帝国议会全体会议上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为各派国民经济思想家对于下面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各不相同的：遗产税的累进究竟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而又不致损害经济发展，而且这种累进究竟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以便使社会获得为完成普遍性社会任务所需的资金，同时又保障社会免受过度扩展的富豪政治势力的多重祸害。

莱因巴本先生以及任何一位资产阶级议员都没有较详尽地探讨这个问题。维斯特曼对这个问题触及了一下或者说认为用以下的话就能把它轻易解决掉：即“如果伯恩施坦先生的提案获得成功，那末一般说来，小股东就会替代那些目前居统治地位的大股东；随着这些小股东的当权，在管理上也会采用比我们工商业企业里目前所能采用的做法更畏首畏尾和小手小脚一些的做法。这样，勇敢冒险精神就会消失了，而在我们这种力求蒸蒸日上的德国经济状况下，我们今天是不能缺少这种精神的”。（速记记录第 3063 页 a）

“很精彩！民族自由党方面如此反应”，记录在这里还附注了这么一句；这种说法当然一定会在大工业家及其追随者的政党里引起热烈的反响。这个论据在原则上讲是对的，这一点也不应该有什么争论。但是，这种论据按实际情况来讲是何等地文不对题，却可以从如下这一点中看出：即使依照社会民主党两项提案中的那项最激进的提案，甚至对于最巨额的财产来说，直系卑亲属的遗产税还不到百分之十六；依照第二项较温和的提案，这甚至只达百分之六。因此，即使在前一种情况下，也是要经过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之后，大股东才会由于遗产税而受到致命打击，如果遗产税果真会造成这种结果的话。因为在大资产阶级人士中间，平均几乎每三十年才能完成一次从父亲到子女的遗产继承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期间内，巨额资本的增殖程度却往往完全不同于百分之十六。此外，我自己还说过：

“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不否认，对于如下的时期来说，资本的形成乃是一种必要性：也就是在国家和地方单位还组织得很不好的时候，必须有那种拥有巨额资金的私人企业家，以便实行重要的技术改进，以便经营广泛规模的企业，这种企业需要大笔资金，而且这种企业在初期也许还不能指望获得任何利润。这是国民经济所需要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而且我甚至还要更进一步说，这在今天还是部分地为国民经济所需要的。”（速记记录第 3051—52 页）

由此可见，维斯特曼的异议，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没有击中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的提案的要害，没有击中那些符合本文推理精神而作的论证的要害。反之，如果有人想在遗产税法里（就像帝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在帝国议会的多数派为这个法案所作的安排中去寻找一种深刻的社会政策性质的观点，那将是枉费心机的。这个法案之所以提出，乃基于纯粹财政上的利益；而对某些统治阶层和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照顾、对王族、地主阶级、教会等等的照顾，则替这个法案划定了限度。但是，对这一章——称为积累理论的一章——的仔细研究恰恰表明了：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有可能实行一种更断然得多的并且提供完全不同的财源的遗产税，而同时又不致使生产社会财富的有益进程蒙受任何损害——而且在对产品加以更合理的、符合社会政策的使用的情况下，甚至还会产生这种效果，使这种作为人民福利泉源的生产获得更巨大的增长。

“但是如下的批评是不对的：如果它认为，驳倒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时也就驳倒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者就摇动了它”这句从弗拉基米尔·辛霍维奇的一篇论文（康拉德年鉴第三版第十七卷）中摘出的话，被《科伦日报》以赞同的态度加以援引。表面上看来，这是援引得完全正确的。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中曾经说过，马克思从来不以下列事实作为他的共产主义要求的根据：即工资劳动者没有获得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科伦日报》也援引了这句话；这个问题似乎就能借此而被认为是已经解决了。

然而有许多人于是就会说：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还要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问题上争吵不休呢？为什么要使人们大费脑筋，要他们就这个问题写出汗牛充栋的书呢？说起来，问题很简单。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价值理论乃是一种手段，借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过程并且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出来的强大的有机体赖以运转的规律和法则。因此，对于研究这个有机体来说，价值理论的意义几乎与血液循环学说对于认识人体或动物躯体的天性和生存方式的意义相同。早在人们认识到血液循环学说之前，人们也已根据业已积累起来的单纯实际经验而得知：人体是有一定需要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享受或活动对人是有害的，而另一些享受或活动则对人是有益的；血液及其在人体中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总而言之，那时也已经有一种保健学说——一种医学。但是它基本上仅仅依靠单纯表面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很容易骗人的；药物常常因此而造成何种局面，曾由我们的歌德借他的浮士德之口用这几句话说得一针见血：

这是在用医马的方法来医人的时代，是荒唐的放血疗法和无法描绘的“药水”的时代。自从人们认识到血液循环的规律以来，才有可能产生科学的医学；血液循环规律是在十七世纪初被英国人哈维发现的。

在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中，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机体的生存和活动所起的作用，应该几乎就等于血液循环学说对于说明人体的生存和活动所起的作用。价值学说要说明的是：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供购买和出售的商品——不管它是具体有形的货物或是劳务——是用什么尺度或价值标准来交换的；剩余价值学说要说明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机体赖以活动的动力是什么，其作用如何。这个理论就把争取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斗争称为这种动力。这个理论还进而阐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一切供购买和出售之物的价值，等于在商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从事这项劳动的工人却得不到他所生产的价值，而仅仅得到他所支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后一种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必然会越来越小于前一种价值，因为否则的话，对有关企业所投入的资本就不能获利，资本就不能有增殖或产生剩余价值。因此，力求获得剩余价值，就是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的动力；一方面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另方面在资本家彼此之间的争取高额剩余价值的斗争，就是生产发展的推动因素。这个因素驱使资本主义企业家们采用越来越完善的机器，从而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来进行生产，不断压低工资并且越来越用新的自然力和机器来替代人力劳动。结果是：形成了巨大的资本垄断，不断地陷于失业的失业者大军越来越扩大，经常发生生产过剩，这种过剩酿成了越来越重大的危机，最终使整个制度都由于其本身的矛盾而发生崩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就是以这种“必然的、在我们眼前天天都在不断进行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过程”作为他的共产主义要求的根据的。

从以上的归纳中很容易就会看出：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何等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轻率地宣称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错误的，并且宣称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却是“未被摇动”的是不行的。在上面刚才援引的恩格斯的一段话里为什么有“必然的”字样呢？说起来，因为这就是说，它所指出的发展是在一种自然规律的强制之下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是无法摆脱这种自然规律的。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自然规律恰恰就是以上所揭示的价值规律：也即劳动价值学说以及在劳动价值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剩余价值学说。如果人们放弃这些学说，那末他们就从而极其严重地动摇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但是，像《科伦日报》所断言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甚至马克思学派的人士，难道不是也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抱过批判的态度，即使没有把它说成是不能成立的，却也说它是不够的吗？这方面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扼要地说来，情况是这样的：批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主义批评家虽然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价值公式的正确性有异议，但是并不反驳这一点：即在工人赖其劳务所获得的价格与资本家销售这种劳务或劳务产品时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差额，资本家把这种差额作为剩余价值而据为己有。这些批评家计算出剩余价值的方法与马克思的不同，但是他们承认：剩余价值是存在着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马克思对它所估计的那种作用。可以用已经用过的关于血液循环的形象的实例来说明如下：今天的生理学家基本上还信奉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的学说，但是在血液本身和血液成分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却与英王查理一世的这位御医的见解完全不同。除此之外，人们不该忘记，价值是一种抽象的设想，是我们的思维器官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有形的实物。从来也没有任何人看见过、感觉过、品尝过它。究竟这种概念是采用这种说法抑或那种说法，对于从中推论出这一概念的事实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我们不说剩余价值，而说资产收益、优先收益等等，事实依然如此。因为资本利润，这是某种颇为具体有形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人们可以看见、感觉、品尝到的——我们亲爱的股东们（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同他们相识了）甚至还可能尝起它来津津有味。这就正像地租和其他种基于单纯的所有权、经济优势或其他社会优越地位而获得的收益一样。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想要阐明的事实还照旧存在着，即使决定着商品价格的价值的形式在实际上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有些不同。如果今天有任何人想根据那些对价值理论所进行的批评而否认在资本和工资劳动二者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那末，即使是最缺乏教育的工人也可以使他瞠目结舌，无言答对，这位工人会指着人数越来越多的股东大军问他：“最可敬的先生，您认为如此吗？但是请您说一说，这批人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如果《科伦日报》认为，批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那些社会主义批评家之所以批驳这个理论，是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夸大了单纯体力劳动在创造价值方面的意义，而对企业家的参加生产过程、对领导工作、对较高级的技术工作等等估计不足，那末，这家报纸就完全弄错了。企业家和其他非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虽然没有一直被强调，但是毕竟在原则上是被考虑到了的；如果有说得不够明确之处，那末这是可以很容易加以补充追述的，而毋需对理论上的基本论点作什么修改。不，批评认为有欠缺之处的，完全在另一方面。股份已经把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从事领导之类工作的企业家与那些单纯搜刮剥削利润的资本家分成明显的两半，以致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提炼工作就能使剩余价值学说为人们所理解。那种无非是体现着剩余价值的资本人物，正在作为十分具体的形象在我们中间四处漫游着。

剩余价值是一种现实存在；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正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其强烈程度在今天不亚于过去任何时候。因此，就有那种为《科伦日报》所承认的工商业企业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因此就有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着的生产，因此就有经常的生产过剩的趋势。生产过剩是危机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我们已在贫困化理论中看到过的工资落后于财富生产的现象，这个现象也是《科伦日报》所承认的。经济危机理论的两个前提条件已经有了，但是从这些前提条件中得出的结论究竟如何呢？危机是否也确实就像爱尔福特纲领中所说的那样“范围越来越广泛，为害越来越严重”，危机之间的间隔是否就像马克思所估计的那样越来越缩短呢？

今天，如果根据经济危机史来对这个问题加以一番考察，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在最近时期，危机并不是比以前范围更广泛，为害更严重，危机之间的间隔也并不是更短促。而这是因为——正如部分地已由恩格斯予以强调指出的那样——最近时期内出现了一些新的事实，它们抵销着以上指出的诸因素的作用。在这方面，首先包括运输事业、新闻通讯事业和生产统计方面的惊人的完善化，这就使人们能够极其迅速地判断生产情况，而同时，由于企业的集中以及企业组成为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式的垄断性质的组合，就有可能由生产者来支配生产，而这种支配在从前同样是不存在的。这种集中还带来了其他很大的害处，而且还很没有规律地发挥着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已经越来越显出一种与内燃机里调节燃料爆炸情况相仿佛的对市场活动加以调节的趋势：不断发生爆炸，但是不让任何一次爆炸获得尽量展开的机会。因此，爱尔福特纲领中的有关语句的作者也认为应该宣称，同集中化理论和社会矛盾尖锐化这两点比较起来，危机理论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如果周期性危机并不是一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为原因，那末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并不会有任何改变。《科伦日报》认为，这说得中肯，并且证实了“危机学说的科学价值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危机理论不能成立，那末崩溃论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请好好注意：这里所讲的是经济崩溃论，也就是关于作为越来越重大的危机的后果而必然会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崩溃的观点。人们在如下问题上发生过争论：即马克思的理论究竟是否预见到会发生这种经济崩溃，而不是预见到只会发生社会性的、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灾难，这种灾难将会导致对资本家财产实行剥夺并且用社会主义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但是，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代表者的著作里没有一个字讲到经济崩溃论，单单上面所提到的危机理论的公式本身毕竟会证明：经济崩溃论乃是或者本来就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危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为害越来越严重”，那末必定终究会出现大规模的普遍经济崩溃的时刻。而且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经济崩溃不是一种必然性，那末社会危机也就不是一种必然性了，那末社会同样也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致发生崩溃，那末社会灾难也就不是一种内在的、也即在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性了。人们必须给《科伦日报》添加以上这几点。

但是，从客观事物本身中不能产生的现象，却能由于以下原因而产生：因为人类不是物质世界的自动机器。使危机的作用变成了疑问的那些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难道没有影响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态度吗，而且在什么意义上来影响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有关阶级斗争和社会进化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们又将再一次碰上我们的好朋友——股东们。

我们已经看出，《科伦日报》承认了贫困化理论的一个合理的核心；莱茵资产阶级的这家主要喉舌不仅承认，今天工人们在经济上的提高是落后于社会财富的增长的；而且，它除了承认工人的社会处境的这种永远是相对的恶化之外，甚至还承认工人阶级的处境的绝对恶化。

这家报纸说到这里为止还都是对的。因为承认了这一些，也就是承认工人阶级反对目前经济制度的斗争基本上是正当和必要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追根究底，工人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为什么不能至少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并驾齐驱反而甚至落后于它，那末，我们就会碰到十分值得重视的事实。

财富就是对享用品的支配。今天所生产的享用品的数量超过了所有以往的生产，而与此同时，社会今天所拥有的生产力却还远远没有充分加以利用。单单后面这一事实就已经表明，我们经济制度有某些不对头的地方。但是我们姑且先撇开这种单纯可能的享用品财富而来探讨一下实际上已经生产的财富。这种财富对谁有利呢？

正如《科伦日报》向我们所证实的那样，工业中独立的生产企业今天在规模上越来越大，而在数目上却越来越少。如果现在管理着每家企业的总还只是一位搜刮利润的资本家，那末我们就会有一批比较说来是少的而且其人数越来越缩减的资本家，他们支配着不断扩大的财富，恰恰就像马克思的理论称之为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那样。与此同时，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富人在住宅、衣着、奴仆等方面享受着闻所未闻的奢侈生活，他们的消费能力却是有限度的；但是许多生产部门恰恰因为它们是在最大的规模上进行生产，也就势所必然地要进行大批生产。所以，下面这两种情况中就会出现一种：一，越来越多的生产过剩，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最终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这就是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苦难日益深重，另方面他们的愤怒日益高涨（在这个意义上讲，崩溃论是正确的）；二，通过提高工资的购买力或者另外以某种方式而毕竟使广大劳动群众能在享用品的分配方面所取得的份额日益增长。如果说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都没有出现（在这一点上，《科伦日报》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那末这除了有其他因素之外，同如下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即股份制度已经使积累理论变得面目全非；《科伦日报》同样也已经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有了股份制度，现在并不总是每个企业有一个大资本家，而是有一支人数越来越多的中小资本家大军正在从国民劳动的成果中榨取脂膏。可惜没有统计数字可以用来说明这些资本家的人数有多少，因为，由于漏税情事普遍得惊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清单所提供的证据是十分不够的，但是从我们所知道的英国股份公司的股份资本分配数字中可以看出，人数必定是非常众多的。当然，股东之类的人今天很难得会把他的财产只投资于一种股票，以致如果一百家股份公司各有股东二千人，这于是表明这一百家公司就总共有股东二十万人。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每个股东平均投资于十种股票（这个假定数字只会偏高，不会偏低），那末我们从这一百家公司毕竟就算出了浩浩荡荡的二万股东大军！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百家公司，而是许多个一百家公司。仅仅在普鲁士一地，一八九九年一千九百一十五家股份公司和采矿公司的已纳税的基本资本额就达到六十二亿四千万马克，姑且完全不计那些由普鲁士资本家所持有的巨额国家公债、城市公债、抵押权、外国债券和工业股票。在一八九九年，申报财产额超过十万马克的纳税人总数共达十一万零五百零七名，但是由于尽人皆知的普遍漏税情事，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这是无可争辩的。这个数字大概还必须提高一半。按五万二千马克以上的财产额纳税的纳税人总数共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零五名。

在这里，人们就可以看出一幅有关股东大军的庞大规模的概貌，这些股东们正“分享着”工业等等企业的利润。他们连同其家属、仆人等等从属人员一起在全年生产总额中所优先享有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当然这些人因此也有助于市场上的熙熙攘攘，但是他们同时也妨碍着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的提高。我在这里没有篇幅来详细叙述被上述那些阶级所部分地加以吸收、部分地导入足以使劳动力对经济生活不起有益作用的诸部门里去的国民劳动力究竟有多少，它们从诸劳动阶级那里所剥夺的空气、阳光、福利可能性究竟有多少。

不过还要讲这么几句：不管属于上述诸阶级的人个别地作为人而言是怎么样的人，即使他们当中正如在任何一个阶级中间那样有许多好人，但是在国民经济上，他们毕竟只能被看成是寄生者，而且还是很有害的寄生者。如果有谁想要认清他们在社会上毫无价值，那末他只须去参观一下一个工业股份企业的全体大会。没有什么比股息领取人在这种全体大会上所起的作用更可鄙、更无用、更可笑的了（这些股息领取人在家里大多倒还神气活现，而且甚至还在某一种志趣方面或艺术方面赫赫有名——大多数人当然在完全与此不同的其他方面得意），如果他们不是宁可用缺席（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就是如此的）来表明他们的完全无用的话。那些实际上管理着企业的人们在熟人中间谈论这种领取红利的人时以及对他们置之不理而径自处理问题时的那种轻蔑态度是无法描绘的。

但是，单单可笑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全部问题。英国人马克罗斯底在上面援引过的那本书《托拉斯和国家》里说得很对，他把股东们说成是一种“很严重的社会危险”。马克罗斯底写道：“股东们代表着处于极端赤裸裸状态的资本：他们不负丝毫责任，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即使他们感觉到这种义务的话），他们对于涉及那个他们所参与的企业的一切事情毫无所知。他们单单只代表着这种作用：捞取红利；如果红利不够高，就责骂董事会。……最重大的任务将在于击败社会上这些阶层的抵抗：它们把工业集中起来，但是却把资本的政治权力扩张开来。”

这真是一针见血。今天，股东大军在任何方面——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构成了资本的卫队。如果没有这种数以十万计的中小股东群的话，一小撮富豪的情况会怎样呢？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反对公众舆论呢？毫无办法。第一次冲击就会粉碎他们的反抗。但是他们同那种半富豪、四分之一富豪和八分之一富豪在一起，就形成了或者支配着被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称之为公众舆论的东西。绝大部分的主要报刊都是替这些阶层（拉萨尔说得好，这些阶层的特点就是其普遍性，也就是比比皆是）撰文写稿的，各国政府都在最大程度上照顾它们的情绪，它们是议员们、上层法官们、高级行政当局的支持者，它们的精神贯穿着资产阶级的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都是没有能力去反对它们的，因为归根结蒂，这些政党和阶级毕竟是与它们同生死共命运的——无论是在这个或那个方面。

但是，除了资本利润的卫队之外，还有一种地租的卫队——纵然这种卫队与它的个别成员并不是一回事。后者的人数也是非常众多的。可惜又非常难于计算土地所有主们以地租形式作为纳贡而取得的国民劳动产品的份额，因为土地的纳税额几乎比资本纳税额还更加落后于实际应纳数字。但是这里所涉及的数额究竟多大也许可以用下列事实来加以说明：一八九九年，在普鲁士，收入超过三千马克的纳税人——即把小农和贫农大军一概除外——所拥有的已纳税的采取地产形式的财产总值为二百五十亿马克以上！四年以前，一八九五年，已纳税的上述财产总值只有二百二十三亿。在四年期间内，地产总值估计额——精确推算起来——增加了二十八亿四千四百万马克。其中有一部分可能由于估定地产价值时偏高所致，但是我们可以宽宽裕裕地把纯增长数估计为二十亿。四年里增长二十亿！这说明了地租的增加，而这同时也说明了工人的相对贫困化，《科伦日报》是同我们一起对这种贫困化表示遗憾的。因为地租除了是死的所有权所强加于创造性劳动的一种贡税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地租由于单纯的居民增多而自动提高；但是在农村，立法当局则用农业品关税的手段来帮助提高地租，这种农业品关税的目的和效果就在于人为地保持高额的地价和地租。而且这里是哪怕最强大的工会都无能为力的地方。工会的斗争无论它具有何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无论它是何等地必不可缺，但是在收入问题上，就十分像爱希特纳赫（Echternach，卢森堡一小城，以有一座古罗马教堂著称，其春季庙会之舞步一说为走两步，退一步。——译者注）春季游街大会的舞步那样——走三步，退两步。今天争取到的货币工资提高，明天将由于物价上涨而损失掉三分之二。这就好比在一条不断旋转的轨道上逆着旋转方向而不停地奔跑。因为价格的上涨主要应归因于纳贡额的不断提高；而这种纳贡是由土地所有制强加于社会进步之上的。居民每增加一个人，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地租提高。

有什么措施来对付它呢？少得很，少极了；整个看来，根本没有。因为，随着土地价值总额的提高，土地价值分享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他们在国家里和乡镇上的势力，阻挠着任何彻底的土地改革的实行。面对着土地和耕地的价值节节上涨的情况，我们的城市行政当局即使想要有所作为也束手无策，何况它们中间的大多数甚至还缺乏诚意，它们畏缩不前，没有魄力去实行激烈的没收政策（没有这种政策，就不可能采取任何彻底的措施）。偏偏我们的立法当局又对这种政策深恶痛绝。城市行政当局自己恰恰也过分依赖着财产特权的不可侵犯性。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今天就绝对必须有这样一个政党：它在对待这里所指出的诸问题时能完全摆脱一切特定的财产利益。而且这只能是这样一个政党：它依靠着这样一个阶级，由这个阶级组成，并且根据这个阶级的观点行事，这个阶级根据其生活条件，必然要用那个作为唯一合法权利的劳动权来反对僵死的财产的利益，反对一切财产特权和身分特权的利益；这也就是依靠工资劳动者阶级。从这种认识出发，社会民主党正是工资劳动者的阶级政党，而且愿意继续成为这样的政党，直到完成其使命为止。

《科伦日报》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种种反对理由，它所提到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等等，都是对风车作战（典出于《唐·吉诃德》小说，指对虚无的敌人作战，此处有无的放矢之意。——译者注），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它对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路人提出的责怪同样也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为什么在选举时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路人越来越多呢？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德国最强大的最坚决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的政党。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是最坚决的政党呢？因为它是今日社会中最坚决的阶级的政党。其力量——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秘密就在于此；党内理论上的一切分歧得以迅速克服的秘密就在于此。运动的这种阶级性以及从这种阶级性中所产生的政治原则和要求，就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起着团结作用的纽带。激进派和温和派，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都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首先看成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政治表现或政治形式；对于他们大家来说，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实现这样的任务，《科伦日报》在其文章的理论部分曾如此漂亮地指出过这种任务，当时它写道：“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无产者阶级并且把它导向胜利，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最有意识的任务。”（第 89 页）

他们怎么会改变这种观点呢？因为他们从资产阶级左派政党的实例中毕竟能清楚地看到，放弃了阶级的观点就会导向政治上的不稳定和软弱无力——我们还可以说——导向政治上的被阉割。是什么使这些政党的领袖中最出色的人物丧失了一切力量的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其政治上的追随者的信任；这些追随者与其说是靠利益一致，还不如说只是靠情绪一致来维系其团结的。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将继续保持其阶级斗争性，正如社会中继续会有阶级斗争那样，不管这种斗争所采取的形式如何。在历史过程中，斗争会变换其形式；还有什么比这个道理更自然的事呢？《科伦日报》想在工会同厂主或厂主联合组织所缔结的工资合同中看出一种背离阶级斗争的倾向。这是何等表面的、形式的、避开问题实质的观点！我们对于那种随着工资合同而对工人的阶级斗争以及对社会的利益所可能连带引起的危险决不是看不见的。下述情况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即这种工资合同也许会产生这种效果：缔结了工资合同的职业集团会失去同本阶级的大部分群众的联系并且甚至由于支持价格协议而同企业主一起反对社会利益。但是这种过分的结果总只能是由于十分特定的经济性质的原因而产生的例外情况。一般说来，工资合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只是用一种比罢工和工厂骚动更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职业性的冲突的协议而已，这种职业性的冲突由于其次数频繁和不断反复重现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之一。

但是即使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即工资合同会使那些缔结了工资合同的职业集团背离阶级斗争，也就是背离大规模的、强调一般社会问题和利益的运动，这又会证明什么呢？它除了越发强烈地证明必须有一个超越职业界线而把整个阶级团结起来的阶级斗争的组织之外，是不能证明任何其他东西的。这个组织恰恰就是作为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里，为了一切依靠党的成就的阶级以及一切缺少权利的阶级的巨大的普遍利益，职业集团的特殊利益已被打消了。因为在现代社会里，这些阶级的共同利益是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进步的条件相一致的，所以那些认为社会进步比其阶级利益更重要的其他阶级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这就是区别之所在：资产阶级的成员必须超脱他们的阶级利益，才能无保留地为社会进步而献身；而现代工资劳动者以及与他们处于同等地位的人只需认识到并且遵守他们的阶级利益，就会成为争取人类最高文化利益的无保留的战士。因此，社会民主党就成为文化的党，成为在古老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自由主义方面一切伟大而有效的成果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又毋需从而就不再是、也不可能从而就不再是阶级的党。

古老的自由主义的伟大思想曾经是什么呢？这就是：这种自由主义乃是演进中的事物的运动，这种自由主义力图替那种在处于分娩阵痛状态的社会的子宫里发展着的各种进步萌芽的茁壮成长廓清道路。廓清道路——工人阶级今天正在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嘴这样高呼。这就是说，铲除一切政治上的阶级特权！只有在这个口号被人倾听和付诸实现的情况下，才会有保证可以用和平的、也就是免于用暴力行动来摧毁法律制度的方法来实现社会进化。

《科伦日报》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却不敢从它的认识中得出充分的结论。正如它在理论上承认阶级斗争而在实际上又指责阶级斗争那样，我们看到，每逢它一讲到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它就发誓要对这个党宣战，只要这个党还没有摆脱如下这一该死的罪孽：即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基本观点和工人阶级的需要出发而坚决维护那些自己为之献身的原则和要求。民族自由党方面采取这种态度，并不奇怪，但是我们毕竟还想就这种宣战讲几句话。

“要社会改革，不要煽动政策。但是，与此同时，要向愿意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不断进步而努力的德国人民指出这一义务：只要社会民主党还站在阶级斗争和乌托邦式的未来国家的立场上，就要使各界人士都认识到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破坏性，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说服、教育和列举实例的方法，来争取把那些在这种运动里无谓浪费的力量转而用于促进在国民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文化上健康的并且可实现的发展。”

《科伦日报》上的几篇文章以上面这句话作为结尾。这家民族自由党的报纸这样说就无异于又回到它在开头几篇文章里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一章的结尾时所说的那句话上去了。那句话是这样说的，社会民主党的民主要求“同科学毫不相干”，这种要求“纯粹是政治权宜问题。是或多或少属于较激进类型的权力问题，并且“不能从科学上来加以反驳”，而“必须在政党斗争中用各种政治论战的方法来进行论争”。在这种斗争中，人们可以采取由个人气质和政党立场所决定的各种尖锐态度来指责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治罪孽事迹：“它的反民族和反君主思想、它对现代军事制度的基础持反对态度、它在竞选和议会斗争中采用宣传煽动方法、它在任何的积极参政工作方面都不起作用、它进行原则上的反对，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在政治上的反对。这里的口号是：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

结尾的文章里接着写道：在这场斗争中，对待下列这两派不能有任何区别，这就是激进—革命的、主张阶级斗争和敌视文化的一派以及社会民主党内“已经放弃这种危害文化的阶级斗争性”的、本该出于正义而同那个被前一派人所操纵的党分道扬镳的另一派。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样做，所以还“同他们谈不上和解，只要他们的力量还有助于——像今天这样——加强社会民主党”。

《科伦日报》在这里所着眼的那些人当中很难找到有人会对后面一种做法表示什么反对。政治斗争永远只适用于政党，不适用于个人。这就是说，必然会物以类聚。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这样的时候（人们甚至必须希望并且可以希望这种时候肯定会来到）：这时党的方针将不再会激烈到因此而使得对个人的估价大为失色。但是，暂时，而且恰恰在德国，我们距离这样的时候还遥远得很。在这方面，党与党之间十分鲜明的界线还是一种必不可免的必要性。谁认识不到这个道理或者不愿意服从这个道理，他就必须放弃成为政治家的愿望。

由此可见，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来区别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姑且用一下这种如此富于欺骗性的区分法。两派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事务；在这方面，各个参与者都同样坚决地拒绝来自外界的干涉。《科伦日报》在一处谈到“两派领袖没有品格”，它说，“他们缺乏从他们的理论性的分歧中公开得出结论的勇气”。我们认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几乎是最不配向别人宣扬勇气和品格的；但是除此之外，《科伦日报》也提不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从它所指出的理论观点中将导致其他的结论，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代表者从其中所得出的结论。我们恰巧在如下这一点上与《科伦日报》看法一致：即在得出结论时，品格是能起重大作用的。换言之，道德感——高度的追求真理的责任感——是根据我们得出结论的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在思想上前后不一的人，也是在道德上价值低劣的人，更根本不用谈那种在行动上前后不一的人了。但是，在我们看来，前后一贯并不是指道德的思维，而是指逻辑的思维。因此，我们不妨就谈到这里，并且考察一下《科伦日报》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反对理由的逻辑价值。《科伦日报》的政治逻辑究竟如何呢？

《科伦日报》在理论上承认“社会的无产者化”日益加剧。它承认，工资劳动者的人数不断在增加，此外，小企业也越来越无产者化，这就是说，陷入对资本的依赖状态。我们请问，在一种有这种发展的社会里，民主的要求还可能像《科伦日报》所希望的那样是“纯粹的权宜问题”吗？不能，这种要求将成为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在概念上，拉萨尔——他在必须根据纯粹逻辑来探讨问题时总是很出色的——在他的诸著作中——关于工人纲领、宪法制度等等——曾对上述道理进行了无比精辟的阐明；在实践上，各国政治的经验也确切地表明了这个道理。在那些经历了现代发展的诸国，即使没有民主权利，其工人阶级当然仍会凭借单纯革命的冲击力而在各地都迫使当政的权力同意实行经济政策方面的改革。但是，从历史哲学观点来看，甚至这种现象也是民主的后果。不过这只是无组织的、因而是不系统的和不可靠的后果。《科伦日报》援引了俾士麦的这句话：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并且没有许多人对社会民主党所怀的恐惧心理，那末甚至连那些在社会改革方面所取得的不大的进步也是不会存在的。但是人们还能再推论下去并且说，即使在有着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这些进步也是不会有的，如果没有普选制的话。人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当年为了勉强保住那些俾士麦的社会保险法规而必须克服的强大阻力就够了；俾士麦当然没有预见到这些法规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后果，正如他没有预见到普选制的后果那样。这恰恰就是因为他把这一切都只看成是“权宜问题”而已。

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普选制在德国不存在，那末德国的社会改革也非被断送掉不可。那种力主重新撤销劳工立法的呼声现在就已经越来越高了。谁若是对这种作为社会改革杠杆的普选制的必要性还有所怀疑，那末他不妨到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但是却对社会改革抱认真态度的社会政治家中间去广泛征询一番意见。他必须打上灯笼四处寻访才能找到不用如下的话来答复的人：“是啊，若没有普选制，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普选制不存在，那末我们只能就此罢休。”民主在今天是最主要的问题，而它同时又是一切社会改革的最根本的基础。英国最末一位自由党大政治家格莱德斯东对这个道理理解得如此透彻，以致他一八九二年在密德洛辛选区对一位在竞选大会上向他大呼“我们不要政治改革，我们要社会改革”这句话的社会主义者答复时说：“亲爱的先生，除了选举改革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改革。”

在工人阶级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里，民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利于进步和有害于文化的；在工人阶级强大并觉悟到其社会意义的工业国家里，民主则是最有效的文化杠杆！

那末文化又是什么呢？把人类提高到越来越有力地征服自然，把人类提高到越来越有力地发展和控制经济，把人类提高到越来越富裕地安排人的生活以及越来越高度地估价人的生活。没有一个阶级会比工人阶级对这些任务更感到强烈兴趣了。

工人阶级需要靠民主权利来直接和持久地对社会制度的形成发挥其影响。如果说《科伦日报》把社会民主党的民主要求称为“权力问题”，那末从政治上来看，它可能说对了。但是它恰恰从而同时又证明了如下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

如此说来，《科伦日报》想要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罪孽记录究竟如何呢？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听到那种常常被提起的关于“反民族思想”的老责备。如果我们想要采取方便办法的话，我们就能用下面这句话来对此加以驳斥了事，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从来也没有在如下意义上看待和实行它的国际性：似乎凡是国际的就意味着是反民族的。然而，我们想对《科伦日报》作一点点让步。确实，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民族的——照《科伦日报》所说的那种民族的，但是民族的这一概念并不依赖于某一时间内某一个政党对它所作的解释如何。譬如说，《科伦日报》无论是何等地“民族的”，但是这毕竟同譬如《科伦人民报》，或者同护农派的《德意志日报》等报的情况大不相同。《科伦日报》自己也许会向我们承认这一点。好吧！社会民主党同样也是按它自己的方式而是民族的；而且它自己可以有权主张按自己的方式的那种民族的，也就是在如下的意义上：社会民主党承认任何文明民族要求自治和要求享有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权利，只要这种权利在不断日益发达着的世界交通的时代是可能实现的而且是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也即这个观点是同当代各种促进文化的趋势完全一致的。与此相反，《科伦日报》、《科伦人民报》和《德意志日报》诸类型的民族主义统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强烈的反时代和反文化的倾向；它们对军国主义和对海上扩军主义的态度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有谁想十分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那末他可以看一看最近刚出版的由阿尔佛雷德·H·弗里德所写的《国际生活年鉴》（《Annuaire de la Vie Internationale》）一书。如果人们在这本书里面能看出今天国际生活是何等地广泛深入和丰富多彩，那末人们才会十分清楚地了解，今天在政治上以特种“民族的”姿态出现的东西中有十分之九是何等地落后和反文化。

其次，照《科伦日报》的说法，社会民主党因为是“反君主的”而应受极度谴责。这种责备恰恰与如下的责备具有同等价值：即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反封建的、反资本主义的、反教会的，总而言之，指责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君主政体是各国人民还被当作未成年者来看待和对待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历史遗物。一个站在主张各国人民实行自治的立场上的政党，在原则上决不可能是保皇的，它至多只能把君主政体当作一种既存的并且为大多数人民所愿意要的制度而暂时予以容忍。但是，这种情况也只有在如下这种国家里才有可能：即王室并不妨碍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的民主化，它并不同反民主的阶级和组织相勾结。只有相信果真有上帝其人并且相信君主国家是由他所创建的那种人，才能无条件地承认君主政体。《科伦日报》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吗？这样的话，奥菲利亚（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一位虔诚而苦闷的少女。——译者注），到修道院里去吧！此外，正如旧约撒母耳记中所说明的那样，圣经里的上帝在内心深处是位共和主义者，甚至耶稣基督至多是一位出于机会主义的保皇主义者。“把君主的东西给君主”（新约马太福音中一名言。——译者注）。但是什么是“君主的东西”呢？

然后就轮到这一点：“反对现代军队制度的基础”。现代军队制度的基础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民主的，即兵役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是专制的封建的，军队制度中包含一年志愿兵役制、军官团的特别地位、军队向君主宣誓效忠而不向人民的根本大法和人民的代表宣誓效忠。社会民主党很乐于宣布反对军队制度的后一种基础，而且社会民主党还会永远采取这种态度，正如它还会始终坚持主张前一种基础那样，只要各民族整个说来还必须估计到有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在任何的积极参政工作方面都不起作用”以及“原则上的反对”是什么呢？难道一个主张实现一种与政府和支持政府的多数派有所不同的国家制度基本原则的政党就决不能进行原则上的反对吗？在具有名副其实的议会生活的国家里，如果这样一个政党——就像社会民主党那样——只有在参政工作符合其原则的情况下才同意进行“积极参政工作”，那末任何人都不会对此加以指责，而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德国，在议会制度蒙政府的恩惠而存在——不是政府仰蒙人民代议机构的恩惠而存在——的情况下，有人就把一个政党在政治上不自行阉割的现象看成是某种闻所未闻的事了。

实际上，《科伦日报》的这一切政治上的指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生活的一切问题上将始终如一地根据其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观点来确定其态度。《科伦日报》不可能用这种指责（我们要用“在竞选和议会斗争中采用宣传煽动方法”这种说法来回敬它）对信念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产生影响——它自己大概也会这样说。但是，如果它认为，它借此就能在社会民主党的同路人中间搞出什么值得一提的名堂，那末它就又弄错了。纵然在它看来，“在政治地平线上显出了这样一线希望的微光：即那些有一部分是由于其经济地位、有一部分是由于其理论信念而从来没有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分子，会认识到他们走错了路并且会有勇气公开把自己的信念付诸实现”。但是它恰恰只敢十分悄悄地对这种悔改自新抱有希望，我们也不劝它去冒险对这种可能性投以哪怕是最微小的赌注。因为，迄今构成了那种使同路人靠拢社会民主党的最强烈的吸引力是什么呢？恰恰就是社会民主党在政策上具有前后一贯的勇气这一情况。党的任何一位宣传员都会向《科伦日报》证实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德国果真有一种名副其实的议会制度和一个有效的激进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那末如下的情况毕竟还是可以设想的：即这个反对派有朝一日能把为数值得一提的社会民主党同路人离间出去。但是因为我们既没有这种议会制度，又没有这个反对派，那末对这种情况的任何推测都是枉费心机的。继一九零三年六月十六日三百万选票的大胜之后出现的两三次挫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敌人诚心诚意地想自我反省的话，那末它就必须对自己说，值得重视的不是这些挫折，反而倒只是这种情况：即这些挫折并没有比实际情况更重大得多。

社会民主党今后将继续发展壮大，人们可以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没有一个经济现象、没有一件政治事实表明：情况竟会有其他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化正不断地获得进一步的进展，帝国的政策和个人统治的日益加剧，这都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引起不满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将来的局面将会如何呢？我们正面临着何种局势发展呢？

可能有两条道路。首先，如下情况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即在社会民主党取得一次新的更大的胜利之后，在帝国的举足轻重的人士中间，阴谋家占了优势并且进而用议会的或非议会的政变行动来勾销国会选举法。这就会使德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无论在何处，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之后都还会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

第二条道路是：虽然如此，选举法还是被保持下来。但是，接着在帝国中央、在各州和在乡镇就都会不可避免地在民主和社会主义要求方面对工人阶级作出新的让步。在取得一次新的竞选大胜利的当时前提条件之下，譬如说，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三级选举制是一八四九到一九一八年在普鲁士实行的一种有利于有产者的选举制度，选民按其纳税额多寡被平分成三部分，每一部分有同等数目的竞选人当选。——译者注）就会无法挽救地陷于崩溃。上次的州议会选举的数字（这次选举其实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基本上只是小试锋芒而已），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方面的进展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在俄国沙皇制度将受到进一步打击的情况下。这对我们的反动派来说不是一种可喜的前景。但是我们的政府以及那些并非誓欲实行反动的政党如果不想冒险去走上述的第一条道路，就必须对这种前景有所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只能理智地进行活动，如果它们力求越来越清楚地了解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意图的话。

尽管有这些我们必须予以指责的种种缺点，然而《科伦日报》上的那些文章毕竟还是这方面一个值得赞扬的起点。它们对我们的攻击，并不使我们感到难过。只是有一件事是莱茵资产阶级的这家机关报本来可以不做的：这就是用“乌托邦式的未来国家”的说法来吓唬人。这同它关于“不要煽动”的口号是不符合的。谁若是想要获得自由的发展，他就必须力求相信这种自由的发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是困难的。工人阶级愈能自由地发展，那末工人阶级就能愈加肯定无疑地学会避免采取那种会给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带来损害的措施。《科伦日报》握有关于它所强调的工会制度和合作社制度的发展情况的最有力证据。如果它不带党派的有色眼镜而对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和在地方上的活动加以更仔细的考察的话，它就不会得出任何其他结论。当然不应该因而就发誓不承认怀有那种实行激进措施的意图。应该加以反对的不是激进的措施，而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措施；通过实践来进行教育，这首先有这样的好处，即它能教导人们避免采取后一种措施。但是，此外，在这样一个时代：即在资本天天都在剥夺别人财产的时代；在对于那些由于大企业和极大企业的竞争而生存被摧毁的遭遇不值得流一滴眼泪来痛惜的时代；在工业界里不顾一切地拼命实行尼采的这句名言——对弱者就该落井下石，以便使他彻底沉沦下去的时代；在一位像基尔道夫这样的人物在卡特尔调查报告里对于半制成品工业家们关于钢铁业协会的政策使他们走投无路的抱怨给予冷冰冰的回答“我们也是踩着别人尸体前进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关于把那些根本不再起任何经济作用的人的财产予以剥夺的思想，就越发不可能显得是闻所未闻的了，因为根据经验来看，在各种剥夺财产的方法中，依法令实行的剥夺总还是最人道的方法。

在居民的工业化不断进展的同时，在帝国的、州的、省的、县的和乡镇的各级议会的选举法中废除一切阶级特权的情况下，社会发展将如何实现呢？工人阶级靠推选愈来愈多的自己的议员参加这些议会，靠运用其他方法来对这些议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就能毫无疑问地争取实现整个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措施和社会政治措施：这首先是广泛的乡镇自治、激进的财产征用法、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集会结社权予以有效的保护等等；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垄断企业就有一部分被收归国有，有一部分划归地方公有；地租——既然它还不能根据交通政策方面的措施来加以消除——就有一部分会由于没收土地和耕地、有一部分会由于相应的税收而归属于社会整体；独立的公共服务事业就会组织起来，最低工资额就会得以提高，劳动日就会缩短，劳动法就会形成（由于就业介绍的民主化，由于确定了关于劳动规则、分工和解雇的示范规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并不是所有这一切措施都会立即产生那种预期的结果，有些措施起先在执行过程中不会不发生毛病；但是长远看来，其效果只可能是工人阶级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获得十分显著的提高。富豪们所享用的产品的生产将越来越减少，广大居民群众所享用的产品的生产则越来越增加。上述措施相反地却不会因需求减少而引起生产的普遍中断，甚至不会引起生产的猛烈下降，只要所发生的仅仅是需求的调整或销售可能性的调整。

但是，生产难道不会由于工人劳动效果的降低，由于刺激劳动的动力缺乏或减弱，由于劳动纪律松弛或者普遍流行的劳动散漫现象以及与此有联系的经营兴趣的被扼杀而受到重大损失吗？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一个必须予以认真看待的问题。今天，为了反文化的目的或者作为荒唐的经济组织工作的后果，有大量的劳动和劳动时间被浪费掉；在发生这种大量浪费的同时，在经济组织工作获得改善的前提条件下，个别人的劳动效果有相当大的降低，确实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因而就一定会引起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的下降，或者其福利水平不可能还取得某种进展。只要想一想在中世纪那种极度微小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一度盛行过的相对的福利水平就行了。但是这里当然也有一个限度，尤其是我们的时代里有许多在中世纪所没有的文化需要；而减少文化需要，这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事。因此，刺激劳动的动力问题和劳动纪律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而且要在这样一个社会阶段里来加以解决：这个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国家，而是一种显得与当代国家还颇为相似的阶段。因为无论我们把朝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设想为和平的抑或革命的，关于在一个短时期内使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面貌和人类心理状态的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那种想法毕竟依然是一种被斥为乌托邦式的空想。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即使最激进的革命也不能创立统一的集体所有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使个人或集团所有主发生一番更换而已。恰恰就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无政府状态中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无论它是个人的或集团的所有制——总是力求以革命中所产生的一切所有制往往所特有的力量为支柱的。只要这种新的所有制没有引起一种反作用，那末立即就会发生以上所指出的那种劳动问题。

毫无问题，这种劳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社会改造愈是在经常的有机的发展中付诸实现，那末上述的劳动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愈加肯定地能找到，能愈加迅速地实行，而且对整体的物质福利所造成的损害也愈小；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然后，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公务机构就会同时具有这种可能和力量：遵循经验的道路来如此地实行其各项措施，以致随时都能冒尽可能微小的社会风险来取得最大的社会利益。在先进的文明国家里，人类今天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只要它已经依靠扫除一切政治特权的方法而争取到一条能用组织和法律来实现革命的畅通无阻的道路，它就能避免暴力革命。因为，这就是我们公共生活民主化的意义所在；正如以上所说明的那样，对于一切参加者说来，这种民主化是最稳妥的从而也是最好的道路。

当布伦胡伯博士把他起先发表在《科伦日报》上的论今日社会民主党的文章汇印成单行本出版时，文章中咄咄逼人的因素更明显得多了。他在单行本里，比在报纸上还更猛烈地攻击社会民主党；他特别恶毒严厉地责怪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竟然还留在社会民主党内并且还同别人一起编造了爱尔福特纲领里的“谎言”——用他的说法。因此，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确实必须在这一点上同他展开争论。

饶有幽默风趣的英格兰—爱尔兰诗人萧伯纳曾经把他的一部早期作品、含有某些自传成份的小说定名为《一位非社会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的这位作者布伦胡伯先生在他的书里同样也把自己描绘成为一种古怪人物，即一个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在书的开头表示笃信社会主义，然而在后面一页就写出这样一句话：“谁若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工人之友——社会主义者，他就必须坚决反对今日的社会民主党。”关于谁若是社会主义者就必须反对社会民主党这一说法，确实不是平常能发现的说法。反之，德国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的政党则几乎没有一个不自称纯粹出于对工人的友情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没有一张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动党派竞选传单不说是为了爱护工人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而布伦胡伯博士甚至无法作这样的自我吹嘘，说他这位社会自由派人士在提供证据方面有任何哪一点比中央党人士中和易北河以东的大庄园主中那种传单制造家更高明些。恰恰相反，他在这方面还大有逊色呢。

那些反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和宣传传单的作者，并没有想要进行科学性批判的那种雄心大志。不管对那位身佩明亮利剑的尊严女神怀有什么顾忌，他们还是要提出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大胆放肆的说法，并且还是如此不注意自身逻辑的外表。但是对布伦胡伯博士来说，事情却并非如此轻易简单。正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他既愿同猎狗一起追赶，又想同兔子一起逃跑。然而这是一种从来还没有任何人从其中得到过好结局的尝试。他写道：“如果像爱尔福特纲领这样一个不折不扣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声明都公然在内在逻辑上表演这种冒险飞跃，那就越发令人感到古怪了。这个纲领在一般论述的三章里叙述了导致未来灾祸的必然发展，党的这一本教义问答在详尽的论述中指出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推翻现存的法律和经济关系才能达到真正内在的而非单纯外表的改进；在这一切之后，纲领就在内容广泛的第二主要部分里除了要用自由民主党人所主张的社会改革那种备受指责的庸医处方来阻挠上述值得欢迎的发展之外，没有讲到任何别的内容。”这就是布伦胡伯在书中第 155 页所写的。

可是，这段话可以算是任何可能的东西，但却偏偏不是科学性的批判。不管人们对爱尔福特提出什么指责，但说它在结构上缺乏逻辑性却只会是最不能成立的缺点。纲领在第一部分里的理论性阐述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及其趋势。它在这里指明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指明了企业的日益集中，而这种集中是社会主义生产在技术上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第二部分里它提出了这些要求：它们将使广大劳动群众得以用立法措施和组织手段来保卫自己，不受资本主义制度中所产生的贫困化趋势之害，并且使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生效和付诸实现。这里哪儿有一丝“逻辑上的矛盾”、一丝“内在谎言”的踪影呢？

我们知道，布伦胡伯博士会怎样回答。他会说：哎！这种对比是不伦不类的。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一部分把他所指出的整个那种发展过程称为“值得欢迎”的；这种发展过程及其所具有的全部破坏作用和贫困化现象乃是促成大崩溃，促成“根本推翻现存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的前提条件。反之，假如纲领的第二部分所提出的改革要求获得实现，那末贫困化就会受到阻挠，大灾难也就不一定发生，甚至不可能发生了。第一部分因此就被指责为谎言。总之，这就是他在提出证据时的论点。为了十分强烈地举例说明起见，布伦胡伯先生特别提到纲领第十条关于逐级累进的所得税的要求。他在第 157—158 页上写道：“假如这个要求获得批准并彻底付诸实现，以致不得不支付百分之百或者将近百分之百的所得税和财产税，那末就会借此而证明原则性纲领的不合理，因为这样一来，（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出现的）资本积累就完全不可能实现了。”这就够了。这已经提供了证明其荒谬可笑的证据。

但是，可别问我，怎么会这样的。这是一种在任何科学讨论中都严禁使用的手段，谁若是采用这种手段就会使科学讨论无法进行；也就是说，这是用一种闻所未闻的可笑的诋毁。请问布伦胡伯先生，难道一八九一年拟订爱尔福特纲领的那些人当真不知道百分之百的所得税会使资本积累不再能实现吗？无论何时何地，社会主义方面都没有哪怕以暗示方式宣扬过如此荒谬的建议。尽管保护资本积累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事情，但是它却从来没有提出过那种会使积累立即不可能实现的建议。人们知道，卡尔·马克思当年曾经何等剧烈地反对关于取消继承权的建议，他认为这种建议在当时条件下是反动的。当初在就有待制订的党的纲领进行讨论时，有人提出了关于仿照法国最低纲领的榜样来取消超过一定数额的一切资本的继承权的要求；当时本文作者恰恰就在《新时代》杂志上反对过这种建议，党也拒绝了它。其中说，“我们根据如下的理由就已经不能赞同那种要求了：即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这种要求不但无法实现，而且其实现是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党无意于对资本进行小资产阶级式的反对”。（第九卷，第二册，第 822 页）

这一点谈到这里就够了。对于布伦胡伯就爱尔福特纲领的有关问题所作的推论，我们不愿意像布伦胡伯博士自己所提供的榜样那样十分草率地予以答复，我们倒要对这种推论加以稍为详尽一些的探讨。毫无疑问，爱尔福特纲领第二部分的实现将会有这样的效果：即在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中所指出的各种趋势不会全部都获得彻底的实现。是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宣布，即使是这种要求的一部分所已经获得的那种适可而止的实现也会在这方面发生一定程度的妨碍性的效果。但是这因而就“妨碍”了什么呢？第一，贫困化的趋势受到了限制；第二（这一点与第一点有联系），工人的过剩不会达到纲领中所指出的程度。但是，关系如此重大的生产集中化是否因此而会有某种程度的减弱呢？完全不会。恰恰相反，人们倒会把下列现象说成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劳工保护以及工人之行使集会结社权并没有妨碍工业的集中，反而直接促进了这种集中。

资本家的利润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方式来增加：一，依靠压低工资和其他加剧剥削的办法；二，依靠改进技术。但是后一种办法几乎普遍地必然会导向企业的扩大和工业的集中。因此，愈是用劳工保护等等办法来阻止企业家走上述第一条道路，那末走第二条道路的趋势就愈加强烈。但是，爱尔福特纲领在理论部分中所指出的作为生产社会化的先决条件的那种演进，将首先有赖于走第二条道路的趋势。

集中化理论是爱尔福特纲领的出发点。不然的话，这个纲领就有好几处必须修改，而且除了其他方面之外，恰恰在如下这方面必须修改：即上述那个主要的基本观念是在不依赖于诸如危机问题、贫困化问题等等附带现象的情况下十分显著地被强调出来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也在力求对它予以相应的修正。但是总的说来，这毋宁说是一个执笔编写的问题。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全景中，危机理论、贫困化理论等等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对于上述这一点，社会民主党的各位理论家中间今天只有这一种看法。布伦胡伯先生甚至还援引了考茨基的关于承认这一点的言论。由此看来，他甚至还不因为自己并不知道得更多一些而感到抱歉。如果，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提出这样的断言：照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的说法，“从资本的积累、从贫困化和灾难中可以指望获得唯一可能的、根本性的改善”，于是就把纲领中关于改革的要求说成是一种与第一部分对比之下的“内在逻辑上的冒险飞跃”；那末，在这里冒死作此一跃的不是这个纲领，而是他自己。他颠倒了事实真相，并且由于有关百分之百的所得税这一危险万分的例子而暴露了他的立场上的全部弱点。他在探讨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时不是围绕着它的核心问题——生产条件的改造，而是围绕着次要问题，围绕着效果，他在这里和那里还用了也许是——在我看来甚至绝对是——过分肯定的语气来描述这些效果，从而他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即正如他在其他地方（第 89 页）所说的那样，“把一个体系的弱点说成是它的唯一内容”。根据这一点，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内在虚伪性”的说法究竟还有什么价值，他也许能对他自己说明这一点。

爱尔福特纲领并不是纸做的教皇。它的理论上的命题标志着理论认识的顶峰；这个顶峰根据如下的理由就不能自称是最后的真理：即因为这个纲领的诸命题所涉及的不是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而是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这种社会关系本身是要发生变化的。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这个纲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当然，人们可以各按其对个别次要的发展问题的重视程度不等而就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从这个纲领中得出有些偏差的结论。如果有任何人自称并且断言，从爱尔福特纲领中必然会产生这种或那种发展形式，或者想把某一种特定的策略说成是从这个纲领中唯一能产生的策略，那末他当然是歪曲了这个纲领。未来发展的诸形式问题，永远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揣测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发展诸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一系列的历史性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是因国而异的。这就已经在原则上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只能从把纲领中所规定的党的原则应用于由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各该国的具体条件这一做法中产生。因此，在决定策略时，各按其性质之不同，事实的因素就有越重要的发言权，而个人意见的从而还有专横意志的因素则只有越轻微的发言权。这个道理对于判断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几乎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敌人——布伦胡伯博士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如此——今天都希望它会发生这种分裂。

如果布伦胡伯博士不主张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的理论，他本来不一定是来自国家社会学派的。根据那能够使他在民族自由主义阵营里证明他那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货真价实的同一种大道理，他在“也可以这样的”口号下宣布：社会民主党无法避免地会发生分裂。如果修正主义者没有用一种同党发生决裂的行动来使他感到满意，那末就会由左的方面来采取分裂行动，也即由弗里德贝格博士等同志来实现前者所没有实现的事。他写道：“社会民主党恰恰已经在足够严重的程度上蜕化掉了它的阶级斗争性；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的柏林诸工会组织已经开始分崩离析。这是在蜕化方面又前进一步；修正主义化（！）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左向右、从激进主义朝机会主义方向发展，而是从左朝着更左的方向发展，朝着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方向发展，并且提出了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的要求，而且在纲领中进行着不要议会制度和没有实际社会改革的抽象革命宣传。”

而且，因为布伦胡伯先生已经知道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用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来说明这种行将发生的分裂的理由。照他的说法，工人里地位较高的诸阶层——他们构成了工会的主要部分——将构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党的核心；而作为革命的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则“保持在如下诸阶层中间：它们就是社会民主党当初建立时所依靠的，社会民主党的科学依据就是建立在对这些阶层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也就是那些在相当程度上听任企业主摆布的无组织的熟练工人、零工和‘不满’分子、游民无产者和虚无主义者，总而言之，是由今天业已存在的第五阶级组成的”。

虽然这种说法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如此显得可信，但是它却又如此经不起一番较缜密的考察。我们想完全撇开这一点不谈：即弗里德贝格博士所开展的运动在初期虽有颇为喧嚣的开端，但现已显出一种逐渐沉寂下去的迹象。这当然不必一定就是今天和明天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得多的毋宁说倒是一再显示出来的如下情况：使一个阶级具有革命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较下层的、落后的、没有联系的分子，而是这个阶级的上层，在地位上相对说来最优越的、思想水平最高的、最有组织的分子，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阶级的贵族。在这个贵族中间——这确是可以理解的——要把在他们之上的诸阶级的特权予以废除的要求，比起在较低的阶层中间来甚或比起游民无产阶级中间来说都更为强烈。后两个阶层诚然有时可以在一种政治性的革命起义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可是恰恰由于它们的阶级地位，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能组成像社会民主党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持久的单独的政党。所以在德国，工人阶级里地位最优的阶层，并非自今日始，而是历来都构成社会民主党中的核心队伍。但是他们又十分了解那些被资本权力所统治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重大利益的相互关联，以致不会不把维护那种地位低于他们的诸阶级的利益看成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事情。诚然，对他们说来，经济斗争在各不同方面是另一种斗争；诚然经济斗争甚至会在这里和那里有时引起熟练工人的个别阶层与不熟练工人阶层之间的利害矛盾。但是这一点迄今在德国从来没有对政党组成方面发生任何影响，而且也不需要发生任何影响。如果说由于英国政治发展的特别条件，有可能长期存在这种情况，矿场主和矿工在议会里都属于同一个自由党，那末德国的巨大而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德国特殊政治发展的自然的——我们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产物了。如果我们在德国有另一种宪法生活，有另一些资产阶级政党，那末如下情况毕竟还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即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意见分歧会尖锐到分裂成两个单独的阵营。但是只要今天的条件还继续存在着，那末即使是最强有力和最有威信的人也不能造成党内的分裂。这永远只会是一些人的分离出去而已；这种分离过了一个短时间之后将丧失掉任何意义。

但是究竟有什么原因要使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实际行动方面更严格遵照民主原则来行事的了。任何个别的个人或个别的集团都不能任意把这样一种策略强加于社会民主党：这种策略是全党整体所没有权利和机会来通过其自由选出的代表加以决定的。布伦胡伯博士一会儿把社会民主党描绘得仿佛今天已陷入毫无成果的极端激进的革命主义之中，一会儿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谈论起“它的阶级斗争性的蜕化”。一会儿修正主义者似乎有理由要背离党，一会儿激进派似乎有理由要背离党。如果这一点符合事实，那末这难道不等于承认：支配着社会民主党的不是某一个派别，任何派别在实际决策中都要服从全党整体的决定？谁若是仔细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行动的发展，他就会发现，这个庞大的团体是无法被人随心所欲地往前往后拉来拉去的，而是以很大的坚定性，也许还有些笨重地，但随时都是坚持不渝地遵循着一个轨道运动的，这个轨道是一方面由纲领里所确定的阶级斗争原则和民主原则、另方面由德国的通盘政治发展的状态来替这个团体规定了的。

布伦胡伯先生在他的那本书里题为“展望”的最后一章的引言中说，即使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政党政治方面，形势的发展所遵循的道路也是同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所预见的道路不同的。他居然能这样断言：“并没有成立任何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也没有成立任何无产者政党；还不如说在社会民主党的名义下、用工人阶级纲领，产生了一个四不像的杂色团体；牢骚满腹的官吏、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无阶级的思想家、社会革命家、嗜杀的巷战勇士和虚无主义者在这个团体里找到了发泄他们不满的场所。”

人们还能拉杂写出比这里所出现的更无聊同时也更荒唐的东西吗？如果布伦胡伯先生把像这样的句子写入他在《科伦日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那末这些文章，几乎就无法构成一种思想优越性的证据了。实际上，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党具有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明确的阶级性。党的地方组织的任何职业统计都足以表明，在它们的行列中，工资劳动者所占的比数从来不低于百分之九十，而在党员里所占的百分数大多还比这高得多。布伦胡伯先生是否要求社会民主党单单由工资劳动者组成？那将只适于经济利益的代表组织，但是不适于任何庞大的政党，政党不能完全只维护经济上的要求，而除了经济要求之外还必须维护普遍性的社会和文化利益。他居然忽视这种区别，这一情况对布伦胡伯博士的历史见解不会提供任何十分出色的证明！“阶级政党”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级的政党，在这个政党里，个别职业阶层的特殊利益服从于阶级的普遍利益；布伦胡伯博士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社会民主党里也包括非工资劳动者的成员，这丝毫不会改变这个党的阶级性。因为其阶级性是由如下情况来决定的：即决定着党的原则、要求和策略的乃是工人的观点及其社会和政治利益。无论什么时候，其他的利益从来都不能对党的行动发挥过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而且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不能发挥这种影响，在今天，阶级思想本身已经在党内具有一种作为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充分重要性。这种阶级思想当然并不禁止——像布伦胡伯先生仿效着很不高明的榜样而对这种思想所作的窜改那样——社会民主党也去维护除了单纯无产阶级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阶级思想只要求：从无产阶级观点的角度出发来对待这种利益，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来使它们与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要求相协调。

这个道理连“牢骚满腹的官吏”等人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这使布伦胡伯先生感到十分不快。因为，正如以前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对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纷纷拥护恰恰应归功于这一事实：即社会民主党是反对落后政治制度和反对地主和富豪利益在德意志帝国居优势地位的最强有力的反对党，而且唯独社会民主党才是这种最强有力的反对党，因为它代表着最强有力的、不断壮大着的、其社会解放的一切基本条件都同政治进步和文化进步密切联系着的阶级。

但是为什么还要同布伦胡伯博士就这个问题长久辩论不休呢？在他论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时，他自己毕竟会向我们阐明：在现代社会里，无产者化正在不断加甚，广大的人民群众——譬如说工业小企业主——即使其职业的性质在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今天也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者化了。再没有比以上的论述能更令人信服地证明：有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观点为其行动准则的党。

但是在布伦胡伯的理论性的和政策性的阐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那方面有一种无法调和的重大矛盾，而他却说社会民主党存在着这种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主要在于自以为是以及在一个想要被人认真地看成是社会理论家的人与民族自由党的报人这两种身份的“截然分开”，这位报人关于社会民主党政治发展的揭示比起他的国家社会派表率人物就同样问题所作的评价还低得多，因此他的揭示比起被事实驳得体无完肤的像纳乌曼（F．Naumann，一八六零——一九一九；德国反动政客，国家社会联盟创立人，德国民主党主席；曾创办《援助》周刊。——译者注）这样一位人物的政治预言还更远远不值一谈。纳乌曼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期《援助》周刊上顺便承认：在他的政治估计中，最致命的错误之一就是他对于那种作为真正激进资产阶级左派潜在力量的“德国自由主义”这一因素一直总还是估计得过高。

在《科伦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布伦胡伯博士的文章，是可以有理由受到较大的重视的。即使他为了批判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所提出的那些论据并非没有矛盾而且大多是拾人牙慧，并非独创，这毕竟足以证明他对有关的文献还颇为熟悉而且——应该承认——对社会主义思想领域有一定程度的较深入的了解。在这里和那里，这些文章甚至由于提出了一些涉及问题核心的问题而令人感到惊讶。在像《科伦日报》这样的报纸的显著地位能看到这一切现象以及对煽动宣传的坚决谴责，乃是德国政治新闻事业史上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在细节方面检查出这些文章的某些不正确和不高明之处。但是对于那本书来说，却不宜作这样的检查。这本书不但没有改正这些文章的错误，反而使那些错误更加剧了。作者尝试要通过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域进行深入的阐述来实事求是地对社会民主党——它总是有其右翼和左翼的——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运动加以估价，这种尝试在这本书里是以关于这两翼的希望加以矛盾百出的东拉西扯的空谈来进行的，同时又完全看不到运动整体的全貌及其历史使命，而且关于反对煽动的表示大部分又丧失了其说服力。根据这一切，这本书令人失望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