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科学几乎把民族问题完全留给抒情诗人、杂文作家以及国民大会中、议会里和啤酒桌旁的演说家去议论。在一个伟大的民族斗争的时代，我们才刚刚开始探讨一个令人满意的民族本质理论。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大家都受着民族意识、民族浪漫主义的影响，在我们中间，哪怕只要用德语说出这个词儿，就很少有人不会同时引起一种特别的感情上的共鸣。凡是想理解民族意识并加以评论的人，都不能避开民族的本质这个问题。

白哲特（瓦特·白哲特（Warter Bagehot 1826—1877）——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编者注）说：民族是许多现象中的一种，在还没有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扼要地说明这些现象。（白哲特《民族的起源》，1874 年莱比锡德文版第 25 页。——作者注）然而对此科学不能感到满意，当它要谈论民族时，它不能不提民族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象粗粗一看那样容易回答。民族是一个由同一血统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吗？但是意大利人是伊特剌斯坎人、罗马人、克勒特人、日耳曼人、希腊人和萨拉森人的后裔，今天的法兰西人是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的后裔，今天的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克勒特人和斯拉夫人的后裔。民族是把人们联合成一个民族的那种语言的共同体吗？然而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特人说同一语言，却并不因此就是一个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仍旧是一个民族。把民族联合起来的是对共同属性的意识吗？但是难道提罗尔的农民因为从未意识到同东普鲁士人和波美拉尼亚人、同图林根人和爱尔萨斯人之间有共同的属性就不应当算是德意志人吗？而且，当德意志人想到他的德意志国民性时，他所意识到的又是什么呢？是什么使他属于德意志民族，是什么把他和其他德意志人联系在一起的呢？在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共同属性之前，必须先存在着共同属性的一个客观特征。

民族问题只能从民族性格这一概念谈起。如果我们把随便哪一个德国人带到外国，比如带到英国人之中，他立即就会感觉到那是些另外的人，是些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感觉的人，这些人对同样的外界刺激的反应和通常在他周围的德国人的反应不同。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身体特征和精神特征的复合体，我们暂时称之为他们的民族性格；此外，所有的民族都具有使我们把他们大家看作人类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每个民族的各个阶级、各种职业、每个个人都具有使他们互相有所区别的个人属性、特征。但是普通的德国人同普通的英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尽管他们作为人类，作为同一个阶级或同一种职业的成员相互间具有许多共同点，而一个英国人同其他英国人不管有多大的个人的或社会的差别，他们之间却肯定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民族对那些打算否认这一点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在柏林并且能说德语的英国人会因此成为一个德国人吗？

如果有人用各民族的命运、各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各民族的社会组织这些方面的差异来说明他们的差异，那么这并不是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提出异议。例如考茨基试图说明俄国人的顽强和韧性，是由于俄国人民的多数由农民组成，而农田耕作到处都会造成迟钝的、但是坚韧和顽强的性质，那么这并不是反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新时代》第 23 卷第 2 册第 464 页。——作者注）因为这样说并没有否认俄罗斯特有的民族性格的存在，不如说是力图说明俄国人的民族特性。

但是许多人总是急于去论述民族性格的起源，弄得自己没有片刻的安宁，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一概念遭到滥用而造成的。

首先有人错误地断定民族性格具有一种持续性，这已经被历史驳倒了。不能否认，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120）——罗马最著名的史学家和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的作者。——编者注）时代的日耳曼人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区别于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例如罗马人的性格特征。同样也不能否认，我们时代的德国人具有某些共同的、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性格特征，不管这些性格特征是怎样形成的。但是毕竟没有一个行家会因此否认，今天的德国人同他的时代的其他文明民族的共同之处比他同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

民族性格是可变的。性格的共同性把某一个时代中的一个民族的成员联系起来，但决不把我们时代的民族同它在两千年或三千年前的祖先联系起来。当我们谈论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时，我们所想的是某一个世纪或某一个十年期间的德国人的共同性格特征。

人们常常也错误地忽视，除了民族的性格共同体外，还存在着一系列其他的性格共同体，其中阶级的性格共同体和职业的性格共同体是远为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的某些特征和任何一个别的德国人的完全相同，这就把德国人联合成为一个民族的性格共同体。但是德国工人同他们在其他所有民族中的阶级兄弟具有共同的特征，这就使他们成为这个阶级的国际的性格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德国的排字工人和其他所有民族的排字工人无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属于一个国际的职业共同体。

阶级的性格共同体是比民族的性格共同体更加密切，还是相反，这个问题或许是多余的。衡量这类共同体的密切程度的任何客观标准是没有的。（德国工人是同德国资产阶级还是同法国工人有更多的共同的性格特征，这个问题似乎同德国工人应当推行阶级政策还是推行民族政策、他应当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国际资本主义还是联合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其他民族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因为对后一个问题作出决定时的考虑和探讨不同的性格共同体的密切程度时的考虑完全不同。——作者注）

一种缺乏批判力的想法认为，可以用民族性格本身来解释一个民族的某种行动方式，例如有人认为，法国人同他们的高卢祖先一样是象凯撒所说的那样不断“致力于变革”的，法国体制的迅速变换就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但是，民族性格的这一概念因此就更加被歪曲了。

凯撒观察了各高卢部族和单个的高卢人的一系列行动；观察他们如何迁移自己的住址，如何改变自己的体制，如何缔结和解除友谊和盟约。这位观察者从这些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观察到的具体行动的每一件中重新看到了他在先前的行动中就已经看到过的某种东西，并且强调了他们的全部行动中共同的东西，于是他说：“他们不断致力于变革。”因此这一判断丝毫不涉及对原因的说明，而是单纯的概括，是强调各种具体的单一行动的共同特征。我们描写民族性格，并不是以此来说明某一个行动的原因，而是仅仅描述民族和民族同胞的大量行动的共同特征是什么。现在，过了十九个世纪以后，一个历史学家看到法国的政体形式的迅速变动并由此而回想到凯撒认为高卢人“不断致力于变革”的这一判断。难道他用这个所谓的由高卢人继承下来的法国人的民族性格说明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吗？全然没有。他只是确认，今天法国人的行动也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就是凯撒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观察到的高卢人的行动的共同特征。因此，这决不是原因的说明，而是单纯再认识一种在早先就已经观察到的各种不同的单一行动的共同特征。高卢人为何致力于革新，法国人为何迅速改变其政体，当然并未由此得到说明。用民族性格去解释一种行动的尝试所依据的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即毫无道理地把对各种不同行动的共同特征的观察变成一种因果关系。

凡是认为能够用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去解释每个人的行动的人，例如用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去“说明”每个犹太人的思想方式和愿望的人，也犯了同样的思想错误。威·桑巴特（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柏林大学教授。——编者注）认为，犹太人突出地表现出抽象思维方面的特殊天赋，即对任何质的规定性的冷漠态度，这种态度既表现在犹太人的宗教里，也表现在犹太学者的脑力劳动中，也表现在对于货币的估价（把它看成摆脱一切质的规定性的价值）上。（威·桑巴特《十九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1903 年柏林德文版第 128 页。——作者注）这样一来，可能就会有人认为可以用这一人们熟悉的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去“解释”犹太人科恩或者犹太人迈尔的行动方式了。实际上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桑巴特观察了他从历史上知道的或者他本人熟识的单个的犹太人的无数的单个行动并从他们的行动中抽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如果说我们观察了个别的犹太人并在他身上再次发现抽象思维方面的那种特殊天赋的话，那么我们也不是以此来说明单个的犹太人的行动方式，而只是从这种行动方式中重新认识了桑巴特从前在其他犹太人的行动中已经观察到的那种特征。但是这种一致性是怎样产生的，自然并未由此得到丝毫的说明。

民族是一个相对的性格共同体；它之所以是性格共同体，是因为在某一个时代的广大的民族同胞身上能够观察到一系列一致的特征，并且因为，尽管所有的民族都具有一系列作为人类的共同特征，然而每个民族都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它之所以不是一个绝对的而只是一个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是因为各个民族同胞尽管在整个民族的共同特征上完全一致，此外确实还有把他们互相区别开来的个人特征（以及地域的、阶级的和职业的特征）。民族具有一种民族性格。但是这种民族性格只是各个人的行动方式的特征的相对共同性，并不是对这些个人的行动方式的说明。民族性格没有作出说明，它却需要得到说明。科学在确认民族性格的差别时并没有解决民族这一问题，而只是刚刚提出了这一问题。那种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是怎样形成的，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全体民族同胞尽管有种种的个人差异，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为什么他们尽管同其他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有种种相似之处，却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成员，这正是科学必须去理解的。

……

我们现在可以从积累的经验材料中作出一般的结论，从而把要探索的民族概念确定下来。在探讨之初，我们起先是把民族理解为相对的性格共同体的。我们现在可以更确切地把这个性格共同体的实质确定下来。

本书一开始，我们就把民族的性格暂时看作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把民族同胞彼此联合起来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身体特征和精神特征的总和。不过，这些不同的特征彼此绝不是等值的。

意志的确定性各不相同，无疑是属于民族性格的。在每一个认识过程中，意志表现为注意力，即在大量经验到的现象中只选择某些现象，只是有意识地感觉这些现象：如果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作同样一次旅行，那么，在回到家里时他们的收获是很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德国学者和一个英国学者打算研究同一个课题，那么，两个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将是很不相同的。但是意志更为直接地表现在任何一种决策上：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的行动会是不同的；他们对同一项工作的处理是不同的；如果他们想娱乐一下，他们选择的娱乐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他们是同样地富裕，他们选定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不同的，所要满足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所有这一切无疑形成民族性格的实质。

同样无疑的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表象群：对正义和非正义的理解不同，对道德和不道德、对体面和不体面、对美和不美的观点不同，宗教不同和科学不同。但是，知识上的这些差别并不仅仅是同意志的差别相并列的，而是要确定意志的差别，向我们说明意志为什么会有差别。因为每个英国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学到的东西不同，所受的文化影响不同，所以英国人和德国人由同样刺激引起的运动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的表象和不同的意志趋向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至于身体特征的情况也是相似的。不同的颅骨结构可以使人类学家发生兴趣，但对历史研究者、社会理论家、政论家来说，只要他们还不能把不同的身体类型也与不同的心理特征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差别就是无所谓的。经验表明，身体结构的差别或者直接伴随着在同样情况下作出的决策的差别，或者伴随着认识能力和认识方式的差别，而这一种差别本身又产生决策和意志的差别。如果反犹太主义者不是认为，总有某种心理特征同犹太人的身体类型相联系，那么，甚至他也会觉得犹太人的鼻子是很无所谓的。使我们关心任何一种人类学类型上的身体特征的只是这一情况，即人类学特征的差别伴随着心理特征的差别，归根到底间接或直接地伴随着意志趋向的差别，尽管我们还不能发现身体结构和意志趋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全部身体特征也并不是和意志趋向的差别并列的，而是与之有着功能上的联系，在这种联系后面也许隐藏着一种因果关系。

这样，我们便得出了比较确切的民族性格的概念。这就是说，民族性格首先不是指的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身体特征和精神特征的总和，而仅仅是指意志趋向的差别、也就是指同样的刺激引起不同的运动、同样的外界情况引起不同的决策这一事实。但是，意志趋向的这种差别是由一个民族所获得的表象的差别或者一个民族在生存斗争中所形成的身体特点的差别决定的。（哈吕·格拉弗·克斯莱尔还想更确切地表述民族性格这个概念。他也是把对同样的外界现象采取不同态度的能力与具有不同的表象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的。但是，他认为区别各民族的那一特征仅仅在于对某一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快慢，民族性格在他看来成了特殊的“心灵节拍”（1906 年 4 月 7 日《未来报》）。毫无疑问，不同的意志敏捷程度是那些特征之一．我们主张用意志趋向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些特征并且把它们理解成狭义的民族性格；众所周知，法国人灵敏，荷兰人迟钝。当然，问题不仅在于某一种外界刺激引起我们的运动是快是慢，而且在于这一运动采取什么方向，具有多大力量。这就是说，克斯莱尔对民族性格概念的表述是过于狭隘了。——作者注）

我们曾经问道，这样的一种性格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对问题的答复是，同样的动因造成了同样的性格。因此我们把民族确定为命运共同体。

但是现在应当比较严格地表述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要知道，共同性不是简单地等于同一性。例如，德国在十九世纪经受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象英国一样。从这方面发生作用的、对人们的性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在两个国家是同样的。但是德国人仍未因此而成为英国人。因为命运共同体不是意味着遭受同样的命运，而是意味着在经常交往和不断互相影响中共同经历同样的命运。英国人和德国人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互相的关系又仅仅是松散的。这样，同样的动力可能使他们彼此比以前更加相似，但绝不会使他们变成一个民族。不是命运的同一性，而只是共同经历和遭遇一种命运，即命运的共同性造成一个民族。按照康德的说法，共同性意味着“普遍的互相影响”。（经验的第三类推：共同性的原理）。只是在普遍的互相影响和经常的互相联系下经历的命运才造成一个民族。

民族不是单纯的命运同一性的产物，而只是产生并存在于命运的共同性即同命运的人们经常的互相影响之中，这一点就使民族同其他一切性格共同体区别开来。举例来说，阶级的性格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共同体。各国无产者具有同样的性格特点。尽管有种种差别，但是同样的阶级地位使德国的和英国的、法国的和俄国的、美国的和澳大利亚的工人具有同样的性格特点，即同样的斗争热情、同样的革命信念、同样的阶级道德、同样的政治志趣。但是，这里的性格共同体不是由命运的共同性造成的，而是由命运的同一性造成的。尽管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之间存在着交往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毕竟比英国工人和英国资产者由于以下的原因而建立的关系松散得多：他们二者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读着同样的墙头告示、同样的报纸，参加同样的政治活动或体育活动，他们本身偶尔互相对话，或者双方都和同一些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对话。语言是交往的工具。如果英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之间比英国资产者和英国工人之间发生了更为密切的交往，那么，有着共同语言的就会是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而不是英国工人和英国资产者了。可见，一个民族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交往，即在间接和直接的互相交往中经常互相影响，这一事实把民族同阶级的性格共同体区别开来了。也许应当说，生活方式和命运的影响决定了不同民族的工人的同一性比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的同一性更多，因此按性格来说，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比同一个国家的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相似之处也多得多。但是尽管如此，民族的性格共同体仍旧与阶级的性格共同体不同，因为前者来源于命运共同体，后者仅仅来源于命运的同一性。

因此可以下定义说，民族不是从命运同一性产生的而是从命运共同性产生的性格共同体。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意义也就在此。我同我与之交往极为密切的人们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而我同我与之有着共同语言的人们交往极为密切。

……

……

现在我们也就懂得了这一扩张政策的朋友们所一再重复的断言：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之所以需要扩张政策，是因为否则它们就无法在它们的狭窄土地上供养本国日益增多的居民。在殖民地国家以生活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形式支付它必须向宗主国提供的剩余价值时，例如在它向宗主国输出粮食、肉类、咖啡、棉花、调味香料时，这一点是可以直接理解的，在这里，扩张政策完全直接地增加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在它的居民群众衣食所需的货物方面的财富。但是，甚至在被征服国家不生产这类货物时，这一扩张政策似乎也在间接地为这样的目的服务。因为它增加了宗主国占有的价值，并由此提高这个国家的购买力，使它有可能从其他国家购买供养它的居民所需的那些货物。

这样，我们现在才算懂得了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全部意义。追求新的投资场所和新的销售市场的意图象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它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城市共和国，完全象今天存在于英国和德国一样。但是，这一趋势的力量近几十年来异常地加强了。首先是因为，工业资本的积聚的发展，现代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使保护关税从防御的手段变成进攻的手段，从而使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异常尖锐和激烈了。其次，也是因为资本在现代的大银行中的积聚大大发展了。而银行通过利息率的变动，十分直接地反映了闲置资本同投放资本的比例以及资本的周转期结构；为了达到所有经济政策的目的，它们十分自觉地造成那一比例的比较有利的形态。它们作为最大的纳税人、国家最大的债权人、最有影响的工业部门的统治者，是能够很容易地贯彻它们的意志的。但是，它们也只有在它们由于随时供它们支配的资本的数量而能够有计划地对资本向被征服地区的流动进行管理的时候，才使扩张政策成为可能。现代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力量来源于生产力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资本的集中，即工业资本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货币资本集中在现代大银行。

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信徒责怪到处同这一政策作斗争的工人阶级不能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说：开辟新的销路和投资场所也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因而会增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工人阶级同现代帝国主义作斗争，那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一政策违背他们的阶级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受着一种已经过去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它属于旧的资产阶级的和敌视工人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思想范畴等等。不过，只有那种习惯于仅仅看到某种经济政策体系的技术、手段而看不到其目的的人，才会把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自由主义者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如果我们着眼于目的，那么我们反而会认为现代的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是旧的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当自由贸易在英国取得胜利的时候，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撤销税关会促进英国的出口，为英国资本开辟新的销路。但是，它也会在国外为英国资本解决投放问题，并且的确在不小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新的销路和新的投资场所，闲置的货币资本的迅速回到生产范围，资本的社会周转时间中生产时间的扩大，国际范围的利润率平均化，英国资本通过投资国外而增加价值——所有这些目的都是英国企图通过自由贸易所要达到的。现在的目的仍旧是那些目的，只是方法改变了。从那时起，其他国家依靠关税壁垒的保护发展了它们的工业。原先的教育关税最后变成了卡特尔保护关税。这种关税已不再是为了使英国商品远离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而是变成了在英国市场本身和世界市场上同英国商品进行斗争的手段。英国资本无论在哪里找销路，也无论在哪里找投资场所，都碰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这样，英国象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为了达到旧的目的，今天就不得不另找出路。

英国旧的自由贸易是世界主义的，因为它打破了税关，要使全世界联结成一个经济区。国际分工应当使各民族联合起来；各民族不再应当以流血的武装斗争来较量自己的力量，而应当以和平竞赛来较量。（在这里提到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主义一词的各种含义，也许是适当的。这里首先要举出文化世界主义：每个民族应当克服它的民族特点的传统局限性，并且从所有的民族那里学习真、善、美的东西。可见文化世界主义是把理性主义的评价方式同民族的评价方式对立起来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基调是以人的本性为根据的。凡是一个民族旧的珍贵的东西为革命的发展所破坏了的地方。这一基调都加强了：在希腊诡辩派时代，在罗马斯多葛派和基督教时代，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在现代资本主义对旧社会实行变革的一切地方都是这样。今天工人阶级是这个文化世界主义的体现者。与此有很大不同的是自由贸易派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世界主义，它为资本的扩张政策服务。工人阶级与此毫不相干。各个有历史的民族的年青的无产阶级的朴素世界主义又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我们在第二十节中已经了解了。世界主义的这三种不同的概念不仅是彼此截然分开的，也不应当把它们同国际主义混为一谈，后者的含义我们还要讲到。——作者注）

现代帝国主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不愿由所有国家形成统一的经济区，而用税关圈起自己的经济区；它开发不发达的国家，在那里保证它本国的资本家得到投资场所和销售地区，而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从那里排挤出去。它不是梦想和平，而是准备战争。它不相信能使全人类联合起来进行自由和平的交易和竞赛，而是用关税、舰队和军队使自己武装起来去反对外国，企图靠牺牲其他国家来为本国谋利。而它所维护的那些利益，正象我们看到的，在它看来必然是整个经济的、整个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在西方的民族国家里必然是民族的利益。这些经济政策的目的从科布顿和布莱特的时代以来并没有改变；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手段改变了，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民族的帝国主义者。

但是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正是把民族原则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正是它希望希腊人、南美各民族、意大利人和马扎尔人（匈牙利的基本居民。——编者注）取得国家独立。毫不奇怪，每一个挣脱了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役枷锁的国家都成了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场所。象格里伯尔泽（Grillparzer）辛辣地嘲讽的那样，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带着兴奋的目光热中于“使那些没有工厂的国家得到自由”。这里也出现了一幅完全改变了的图景！今天，保证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得到销路和投资场所的，已不再是不发达地区的自由，而是它的屈服。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绝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不过这是一个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在那里只有宗主国的国民在发号施令和进行剥削，其他民族是毫无保障地听任他们宰割的。它的榜样不再是英国的民族国家，而是不列颠世界帝国。

资本家阶级的整个意识形态由于资本主义扩张采取新的方法也随之改变了，因此上述改变的意义就更加重大。自由资产阶级反对过专制压迫，反对过封建剥削，反对过重商主义的压制，它曾经是爱好自由的。在它向各民族许诺给予它为公民所争得的自由时，它就把它的由其阶级需要决定的行为准则变成了普遍的法律。现代资产阶级则是另一回事。它害怕本国的工人阶级，并且决心保卫自己的财产和统治，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使用武力。它作为被压迫阶级时所憎恨的那些实力手段，从它维护它自己的统治以来，对它就变得可爱而宝贵了。现在，对它来说，自由成了一种幼稚的幻想，取得政权的意志则成了道德上的职责。这种由于意识到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本来已经产生的情绪，由于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日常实践而无比地加强了。陶醉于从殖民地得到的财富的资产阶级，在嘲笑它过去的道德理想。在政治上奴役千百万人，夺取他们的国家，强迫他们从事毫无限制的过度劳动，资产阶级起初认为这些是“高等文化”、“高等种族”的权利，很快就认为简直是义务了。这就是基普林（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 1865一1936）——英国诗人，拥护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编者注）绚丽多彩的诗歌中所描绘和谢西尔·罗得斯、约瑟夫·张伯伦的演讲中所流露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对文艺复兴时期生气勃勃、自由自在的个性热烈赞赏，把世界历史改写成种族斗争的戏剧。在这种土壤上，民族统一和民族自由的理想枯萎了。资本主义统治民族对千百万被征服者的统治，这就是成熟了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理想。

这样，我们在这里已经哪怕只是在大体上看到，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是怎样被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构造原则所排挤的。后期资本主义的理想不再是每一个民族的自由、统一和国家独立，而是其他民族的千百万人对本民族统治的屈服；各民族不再应当在自由的商品交易中进行和平竞赛，而是每个民族应当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以便能够随时镇压被征服的民族，把外国竞争者抵制在自己的剥削领域之外。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构造原则的这一彻底的改变，归根到底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即随着资本的积聚，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方法改变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彻底理解资本家阶级对民族原则的这一新的态度，我们就必须粉碎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是为一种统一的利益即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国家利益服务的那一错觉。我们必须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造成民族内部的对立，围绕帝国主义的斗争变成了阶级斗争。只有那时我们才会懂得，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怎样导致民族之间的外部对立，导致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归根到底无非是要通过它的一切手段来改变生产资本和闲置资本之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间的比例。争取销售市场的斗争，同争取投资场所的斗争一样，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闲置资本的减少，资本流入生产领域的加快，周转时间中的生产时间的延长，看起来却象是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对于这些，工人阶级好象也与此利害相关，因为如果说每一瞬间从资本周转中抽出的货币资本的数量减少了，那么劳动力的需求就增加了，于是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也加强了，工资就提高了。因此有人认为，工人的“生产者利益”是支持保护关税和扩张政策的。毫无疑问，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这些后果对工人阶级是有益的，问题只是这一扩张政策是不是也会产生其他的、有害于工人阶级的后果，这些后果对工人阶层经济利益的损害要超过闲置资本的减少对经济利益的促进。

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观察到，现代的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使资本的流通有所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导致了价格、利润和工资提高的趋势。因此它觉得，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同对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一样起促进作用的。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但不全面。它必须用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生产领域内所造成的那些改变的观察来补充。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不仅使闲置的货币资本加快流入生产领域，不仅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特别是流通时间，它也在改变生产资本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分配，从而很有效地影响价值产品在我们社会各阶级中的分配。

……

说保护关税对资本流通产生有利的影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也改变生产资本的分配；这一方面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价格提高，现金工资的购买力降低，另一方面意味着资本向容纳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工会斗争的困难增加。只要我们仅仅看到资本的流通，保护关税就似乎在促进全体居民的共同经济利益；相反，只要我们考察一下生产资本的分配，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如果工人阶级需要对一种保护关税作出评价，那么他们所持的观点同资本家阶级的观点就完全不同。

在现代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这一政策首先要求采取巨大的军事实力手段。巨大的价值额成了军国主义和海上扩张主义的牺牲。只有在帝国主义政策的经济上的收益大于这一经济上的牺牲时，清醒的评论者才能为这一政策辩护。这个问题对于工人阶级也同对于资产阶级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所有的地方为军国主义牺牲的工资的部分要比所牺牲的剩余价值的部分大得多。用于海上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目的的大量费用表现为社会消费的大量增加；它减少生产工人的数目和增加社会费用。因此，它会很容易地减少社会积累率。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害怕减少积累率，因此它们力图把军备费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这样．积累率的降低被阻止了，因为来自工资的那一部分积累比来自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少得多。如果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工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捐税交付国家（消费税！财政关税！），那么，工人的个人消费就会由军国主义开支形式的国家消费所代替；相反，如果剩余价值必须负担军国主义费用，那么，本来可以部分地积累起来的资本就会消耗殆尽。对积累率水平的考虑，就已经促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谈本来就要按下述方向实行税收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那些对工人阶级比对有产阶级沉重得多的间接税和财政关税来应付陆军和海军的需要。即使假定，帝国主义会使工资数量和剩余价值数量得到同样的增加，工人阶级也不会象有产阶级那样关心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因为它必须担负的那一部分帝国主义费用要大得多。

在军事实力手段的保护下，欧洲资本在遥远的各洲寻找投资场所。欧洲每年积累的剩余价值相当大一部分是流向国外的：它在美洲铺设铁路，在南非开发金矿，在埃及修建运河，在中国开发煤矿。大不列颠每年使它在国外的投资大约增加五千万英镑，即十亿马克（阿尔米泰吉・斯密斯 Armitage Smith）。它在外国的投资好象比在本国增长得快，至少是，1865 年到 1898 年间不列颠的全部收入仅仅增加了约两倍，而在同一期间从国外得到的收入却增加了九倍（吉芬）（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 1837―1910）――英国统计学家和财经方面的著作家。――编者注）。德国在海外国家的投资也增长得很快，据说它在 1898 年有七十亿三千五百万到七十七亿三千五百万马克，而 1904 年就已经有八十亿三千万到九十二亿二千五百万马克了。（《近十年来德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德国海军部编，1905 年柏林德文版第 173 页。――作者注）在德国交易的有价证券可能有二十亿到二十五亿马克属于海外地区。德国的大银行有计划地组织了德国的资本输出。

这一资本输出促使欧洲劳动市场上的需求降低。如果不为流入国外的资本打开这一阀门，它在本国是可能暂时继续闲置的。但是，长期闲置的资本是没有的，它终究还是会在本国为自己开辟进入生产领域的道路。如果不静候其发展，而使资本有可能转移到国外去，那么，本国的劳动市场就会长期丧失这笔资本。如果我占有一笔资本，那就是说，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或者由于我占有生产工具，由雇佣工人提供的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就归我所有；于是我有权要求得到另一些人提供的另一些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也就是购买社会劳动。如果我把这笔资本投放在南非的金矿，我就使购买别人劳动的权利得到实现：但我购买的不是英国或德国工人的劳动力，而是中国苦力的劳动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民族的劳动负担的减少，就意味着它的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劳动市场上工人状况的恶化。只要帝国主义是在促进欧洲资本流入其他各洲，它就会十分直接地威胁工人的“生产者利益”。在帝国主义把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的活动范围推广到全球的时候，它力图以不发达国家的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欧洲工人，因此正如库尔特・艾斯纳（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 1867―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属于中派，后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 年曾任巴伐利亚共和国总理。――编者注）曾经说过的那样，就它的趋势来说，帝国主义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的总解雇”。

诚然，输出资本只有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只要它成了不变资本，体现为生产工具，它就会为提供这些生产资料的宗主国工业打开新的销路，从而也就为宗主国本身的资本开辟新的投资场所。于是这里的劳动力的需求又会增加，因为闲置资本也在加快流入宗主国本国的生产领域。但是，这里我们关心的仍然是资本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欧洲国家的一部分资本流入外国，而且这笔资本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又在欧洲本身导致社会的生产机构的扩大，那么宗主国的资本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的情况，就和在这以前没有发生资本输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政策而成为可能或毕竟受到促进的）时不一样。由于这些新的销售市场而得到促进的生产部门是十分确定的；资本在本国被用于生产武器和大炮，用于造船厂和航运业，它被投放于修建运河、港口、船坞等等。这些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只能对劳动市场提出不大的需求。如果这些工人必须把他们工资的一部分作为捐税交给国家，那么，对武器、船只、铁路材料的需求就会增加，而对生产工人的衣服、住宅、食品的那些工业的产品的需求就会相应地减少。受到促进的生产部门容纳劳动的能力比受到损害的生产部门要少。

因此，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一方面，闲置的货币资本当然会迅速转入生产中去，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资本流入外国，国内剩下的资本重新分配，以致容纳劳动能力不大的生产部门比较满员。一方面国内的生产资本由于闲置资本的减少和周转时间的缩短而增加；而另一方面，整个生产资本由于资本输出而减少，并且社会的工资资本减少得还要快，因为宗主国剩下的资本在趋向更高的有机构成。

因为帝国主义所开发的殖民地国家的利润率比宗主国高，所以帝国主义大大增加了宗主国的财富。但是，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表现为资本家阶级获得的剩余价值额增加了。工人阶级是没有直接参与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的。资本家阶级获得的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只是间接地还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将积累起来；因为总的剩余价值量由于向外国投资而增加，所以每年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量在积累率不变的情况下也将增加。我把下面两种剩余价值额之间的差额称为积累差额：一种是宗主国的资本家阶级在一年之内积累起来的，另一种是在它得到的剩余价值量没有通过向外国特别是向殖民地区投资而增加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在这一价值额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对欧洲工人来说是毫无关系的；不如说积累差额的一大部分又立刻被用来在国外投资了。我们的确知道，在英国资本家从国外投资得到的利息和红利中，有一大部分根本没有回到英国，而是立即留在国外，增加了英国的国外投资。但是，毕竟有一部分积累差额在宗主国本身以生产方式积累起来，其中的一部分在那里也将成为可变资本，因而增加对宗主国劳动力的需求。

因此，谁要想探讨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使欧洲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状况得到改善，就不应当去考虑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所征服的其他各洲国家得到的全部巨大的价值额，而应当只考虑这个价值额的比较小的一部分，即积累差额中投入欧洲本身的生产并且在这里采取可变资本形态的那一部分。无疑，欧洲的资本主义对其他各洲的剥削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但是，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财富一般也由此得到增加，更不要说得到同样的增加。

最后，问题不仅在于从殖民地区流向欧洲的剩余价值额的绝对数量，而且在于剩余价值额是以什么样的消费价值形式体现出来。如果被征服的国家必须以粮食、肉类、棉花的形式向资本主义国家缴纳贡赋，这对于工人阶级是最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就会降低，就是说他们的现金工资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在这里，扩张政策恰好促进了工人的“消费者利益”。但是，帝国主义恰好是不满意这些有益的后果的。在大不列颠，正是帝国主义者打算对粮食和肉类课以进口税。在德意志帝国，正是对帝国主义最感兴趣的那些工业同大地主结成最紧密的同盟，并且为了换得他们对卡特尔保护关税的赞同而同意容克的农业保护关税。

但是，不仅个别资本家而且整个资本家阶级以极大的狂热追求的那种财富，就是金。发现新的金矿一直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这种发现总是最快地引起有利的扩张后果：新发现的金矿总是意味着新的巨大的投资场所，新的广阔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增加。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开发新的金矿，由于它通过公路、铁路、电讯、轮船使这些金矿同欧洲更加接近，由于它把现代矿山设备引进金矿，最后，由于它努力弄到廉价劳动力，它就使金的生产费用降低下来。不过，如果金的生产价格降低，那么一切商品的生产价格就会提高。如果近几年来商品价格的迅速和不断提高使现金工资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如果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又从工人那里夺去工会为他们争得的东西，那么，欧洲工人无疑会认为这在不小程度上是不列颠帝国主义政策降低金生产费用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对世界上最贫困和最受蔑视的工人即中国苦力的剥削，在这里十分直接地危害了各国工人，难道这不是国际工人利益一致的惊人事例吗？

如果我们探讨一下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我们就会看到一幅十分多样化的图景。一方面，帝国主义促进了工人阶级的福利：由于它使资本加速流入生产领域，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由于它以积累差额的一部分来增加社会上活动资本的数量，它就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它强迫被奴役民族向资本主义统治民族出售粮食、肉类、棉花和原毛，它就在欧洲提高了工资的购买力。但是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很大损害：由于保护关税（在它的保护下形成强大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由于必须包含征服政策费用的财政关税和间接税，最后由于金生产费用的降低，这一政策提高了工人生活资料的价格，也就是降低了他们现金工资的购买力；由于它使大量资本有可能流入外国，由于既通过保护关税又通过开发新的外国市场来促进容纳劳动能力不大的生产部门，它降低了劳动市场上的需求；由于资本转入积聚程度最高的那些生产部门，由于用关税促进这一积聚，它增加了工会斗争的困难。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从殖民地区提供的财富中得到的份额比有产阶级小得多。资本家阶级把绝大部分增长的财富据为己有：它从帝国主义政策一切有利的作用得到促进，却不受一切或几乎一切不利作用的影响。相反，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扩张政策的每一有利的作用都有一系列不利的反作用与之对立。人们看到，帝国主义政策实际上很少为它当作借口的那个目的、就是使资本主义各大经济区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得到食品服务。正是人数增加最快的阶级，从增长的财富得到的部分最小。但是，不仅从殖民地流向宗主国的剩余价值额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而且宗主国本身价值产品的分配也在改变；如果保护关税使企业主同盟能够形成，这些企业主同盟使联合起来的资本家掌握巨大的剩余价值额，同时使工人的生活资料昂贵和增加他们的工会斗争的困难；如果金生产费用的降低使实际工资降低，而商品价格从而资本家的利润提高，那么这就是说，在本国，本国生产每年增长的收入中的绝大部分也落在有产阶级手中。尽管有其他原因可能决定价值产品的分配，如果我们孤立地考察一下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既使资本家从殖民地区提供的财富中得到的部分比工人得到的大得多，又把本国生产的价值产品的分配改变得对工人不利。这样一来，帝国主义缩小了工人阶级得到的社会财富的份额，它使有产阶级所得到的价值额同工人阶级所占有的价值额的比例向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移动，也就是增加了对工人的剥削。

如果我们问到帝国主义对各阶级所得到的社会财富的份额的影响，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确定的、无可怀疑的答案。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它对工人阶级福利的绝对量的影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里可能发生如下的情况：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不利影响同有利影响正好相抵，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福利保持不变，而全部增长的财富落到有产阶级手中。还可能发生如下的情况：一系列有利的影响超过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就是说，即使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扩张政策中得到的好处比资本家阶级少得多，但是毕竟也得到一份好处。最后，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况：工人阶级的福利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不仅相对地降低了，而且绝对地降低了，不利的影响超过有利的影响。

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就是由这一切决定的。它到处冷静地对待帝国主义。它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想考虑一下，是否也确实值得为帝国主义的有利影响付出牺牲。它的审慎态度变成了不信任，因为它看到，要预先考虑到个别的、由于开辟新的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而来的一系列影响有什么样的力量，这在个别情况下是困难的。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保持着清醒态度，而资本家阶级却陶醉于将从遥远的国家向它源源而来的黄金之流的设想；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保持着审慎态度，而当统治阶级想象它自己对千百万人民――被帝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的手无寸铁的人民的统治时却是得意忘形了。

工人阶级一旦权衡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和一般的文化影响，它的这种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就会提高到自觉的敌对态度。

帝国主义首先削弱立法对于行政的权力。如果今天甚至在英国国王的权力又在增加，那是因为联合王国日益变为世界大帝国的一部分，而这个大帝国是再也没有任何议会能够加以控制的。但是同时，帝国主义把惊人的实力手段交给统治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建立强大的武装。它所组成的那些军队对统治阶级必须是驯服的：它们必须准备今天在非洲而明天又在印度自愿地听从调遣，今天去把一个黑人种族斩草除根而明天又去同其他民族的白人士兵作战，它们必须今天保护大金矿主去对付他们的外国工人的暴动而明天又去血腥地镇压那些惩处了狂妄的征服者的埃及农民。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是由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所组成的人民军队。因此，理想的帝国主义军队就是一支贪得无厌的、乐于冒险的雇佣军。但是在各国的竞争迫使帝国主义增加它的军队，从而使它感到雇佣军不再够用的时候，当然它就必须武装全国青年；但是它通过训练的机械力量和它的意识形态的诱导力量，竭力使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不致变为人民的军队，使武装起来的人民对统治阶级来说仍旧是驯服的工具。帝国主义一方面迫使建立愈来愈庞大的武装；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容忍人民军队，它阻碍军事制度的任何民主化。这样，它把愈来愈多的武装起来的人作为没有意志的工具交给统治者支配。因此它成了对民主的威胁。

人们时常劝告工人阶级放弃为军队民主化而斗争，并用民主改革来代替，这是一个奇怪的无理要求；民主的军事制度正是一切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并不次于普选权和地方自治。要知道，法律的后盾是武器的力量。只有在不仅人民的意志就是法律，而且唯有立法的人民也具有保证法律生效的权力的地方，才有充分的民主。因此，在发达的、大的阶级国家里是没有真正的人民军队的。如果有一天现代的人民军队撑破了掩盖其实质的阶级统治的外壳，那时社会生产也就会抛弃今天掩盖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了。当帝国主义阻挠军事制度的民主化的时候，它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威胁无产阶级未来的希望。

但是，不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利益同帝国主义相矛盾，而且它的固有的、由它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意识形态也是同帝国主义相矛盾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贪权、统治者的高傲、高等文化的权利这一思想。但是我们也已经懂得，工人阶级必然要站在这一思想体系的对立面。工人阶级再次发现，在为奴役其他民族进行辩护的思想中有那些同样的论据，这些论据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在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中用来为它对工人阶级本身的剥削和压迫进行辩护的武器。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就是鼓吹残酷镇压的意识形态。

这样，工人阶级既由于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利益，又由于其阶级意识形态，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处于敌对地位的。但也是由于这一点，它有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工人阶级的青年组成现代人民军队的核心；工人怎么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增加利润是否真的是值得以牺牲成千上万前途无限的青年人来换取的宝贵东西呢？工人阶级憎恨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意图这一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限制工人阶级本身为分享我们的文化财富而进行的斗争，使它的子女遭受剥削和使它的老人挨饿，这种力量今天迫使它从事毫无限制的过度劳动，而明天又把它作为失业者抛向街头，这种力量降低它的工资和提高它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工人阶级怎么会不提出这个问题：把全国、全民族奉献给这一残忍的永不满足的力量作牺牲是否真正合理呢？

这样，工人阶级到处都成了帝国主义的敌人。这不仅是指社会民主党，而且也是指由于情况的某种特殊结合迄今仍对社会主义的渗入有着不可克服的阻力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英国就有过这样的工人，他们在南非战争战事正酣之际为布尔人大声疾呼，他们极力诅咒在兰德（南非特兰斯瓦尔的金矿区。――编者注）的对中国人的奴役，他们否决了张伯伦的关税计划，他们在俄国这个大不列颠最危险的敌人遭到巨大失败后的日子里不是要求由帝国主义来利用有利形势，而是要求限制不列颠陆上和海上的军备。

在德意志帝国，强有力的人物所进行的使德国工人接受帝国主义思想的尝试也是这样可耻地失败的。纳乌曼（弗里德里希・纳乌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德国神学家和政治家，1896 年创立民族社会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编者注）曾经出马要接替社会民主党，使工人阶级接受资本主义实力政策的思想；他到达的却是“自由思想的联合”，即德国银行、交易所和大商人的党。（纳乌曼的帝国主义象历来交易所、贸易、航运业的帝国主义那样，其实是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但是，现代的帝国主义通常是保护关税的帝国主义；它由现代金融资本体现，由于银行和工业之间的关系愈来愈接近，现代金融资本是关心工业保护关税的；现代帝国主义同保护关税在夺取世界市场的斗争中成为进攻武器的那个时代是相适应的。纳乌曼没有得出的结论，席佩耳得出来了。他维护保护关税，他讥笑“相信民兵制的人”，讽刺对殖民政策的“教条主义的”摈弃，他却建议德国工人接受帝国主义政策。同纳乌曼相比，他的政策的长处是彻底性，只不过它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而是民族自由主义的政策。他用工人的“生产者利益”来论证这个政策；但他之所以认为资本周转时间的改变是唯一的生产者利益，仅仅是因为他习惯于只从资本流通的角度来考虑整个经济，却根本看不到生产领域本身中的基本后果。――作者注）

在大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反民族政策的，无非是它的反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工人阶级正是通过这一“反民族的政策”同民族原则建立了密切关系。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为了资本主义利润而企图牺牲其自由的一切民族的保卫者。帝国主义加重对各民族的剥削，削弱它们的政治权力，破坏它们的阶级道德，工人阶级在反对这种横行霸道、屠杀各民族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宣布了一切民族的自由和自决的要求。

这样，我们又面临着民族原则的命运的新转折。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方法。资产阶级渴望利用新手段增加它的利润，背叛了它的民族国家的旧理想。它所追求的目的不再是民族的国家，而是帝国主义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民族自由和统一的思想不会因此消灭。它又在社会的对立两极发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正是工人阶级把各民族的自由、统一和自决的重大要求写在它的旗帜上。资产阶级所背叛了的民族原则，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在卡特尔、托拉斯、大银行的时代，成了工人阶级的可靠财富。

……

如果党在不太远的将来会感到有必要修改一下自己的民族纲领，那么，它就必须有一天把它关于奥地利的体制的纲领纳入工人阶级总的社会纲领之中，并且阐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目标的民族内容；它还必须以要求少数民族自治来补充关于体制的纲领本身。如果要简短地以纲领的形式概括我们探讨的结果，那么，我们大体上是可以这样来表述的：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被排除于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外。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独自地把民族文化财富据为己有。社会民主工党力求使民族文化、即全民族的劳动成果也成为全民族的财产，从而把所有民族同胞联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这样才能使民族成为一种文化共同体。

如果工人阶级为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时间而斗争，如果它想扩展学校事业使学校也为无产阶级子弟掌握其民族文化宝藏打开方便之门，如果它要求完全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那么，它就是为扩大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条件而斗争。

但是工人阶级懂得，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不能完全地享受民族文化。因此，它将夺取政权，并且把劳动资料从专有的财产变为社会的财产。只有在以社会财产和合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全体人民才有资格分享民族的文化财富，有成效地对民族文化作出贡献。民族必须先成为劳动共同体，它才能成为完全的、真正的和自主的文化共同体。

因此，劳动资料的社会化是工人阶级民族政策的目的，而阶级斗争则是它的手段。

二、在这一斗争中，每个民族的工人是把本民族的有产阶级作为不可调和的敌人与之对立的。与此相反，每个民族的工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进步是以一切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进步为条件的。因此，只有在反对一切民族的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并且同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每个民族的工人阶级才能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才能加入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三、在奥地利，这一阶级斗争受到既集中又分散的制度的阻挠，这种制度迫使一切民族为国家中的权力而斗争。有产阶级歪曲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使自己的阶级斗争和竞争斗争披上了民族斗争形式的外衣；它们以此掩盖阶级对立，使被剥削被奴役民族的广大群众为其统治利益服务。因此，这种既集中又分散的制度不管表现为国家中央集权制还是各邦联合制的形式，对各民族的工人来说都是不能容许的。各民族的工人阶级要求一种可以结束各民族的权力斗争的制度，为此各民族的工人阶级给每个民族确定一个有法律保障的权力范围，确定一种制度，使每个民族有可能自由地进一步发展本身的文化，使一切民族的工人有可能争取到他们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份额。因此，社会民主工党要求按照下列原则来彻底改造奥地利：

1．奥地利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

2．应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来的邦，每个团体的立法和行政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的民族议院管理。

3．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4．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组成为公法团体，这些团体完全按自治原则来管理少数民族的学校事业，并且在官厅和法院之前给其民族同胞以法律方面的帮助。

四、工人阶级只能在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范围内进行它的阶级斗争。它并未期待民族问题会由于一次帝国主义世界性变革的不可靠的胜利而得到解决，因为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以大的资本主义邻国工人阶级的失败为前提的，因为这一胜利在奥地利本身会引起尖锐的民族斗争，而这种斗争必然延缓一切民族的阶级斗争，从而也必然延缓它们的文化发展。

工人阶级不是指望通过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而是指望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实现一切民族政治上的统一和自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象它以前的任何新的社会制度一样，也将彻底改变建立和划分共同体的原则。它将消灭那些今天还支持从封建时代和早期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多民族国家的那些势力。它将把人类分为按民族划分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掌握它们的劳动资料，自由地和自觉地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实行国际分工，因此它也将把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联结成许多国际性的管理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最终将成为组织成团体的民族权利共同体的机关。这样，它将逐渐把民族共同体变为一个巨大的新型的国际共同体的自治成员。把整个文明人类联合起来去共同征服自然，并把人类分成享有本民族文化财富和自觉地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的民族自治共同体，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民族方面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