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打算复活节时去柏林，一方面为了了解一些政治情况，另一方面为了和你详细谈谈怎样使你能够迁居维也纳。可惜这个打算看来目前不能实现。我觉得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的政治局势都不太稳定，我不能离开维也纳过久。同时，这里的共产主义运动最近一个时期重新明显地高涨起来，这使得我要写一本小册子（指《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编者注），为此需要利用复活节假日，因为在这以后我要忙于议会的事，不再会有时间去写了。不过我将利用下次出现的机会去柏林，也许圣灵降临节可以。

如果我能够知道你怎样判断德国当前的情况，这对我会是非常宝贵的。我很悲观，我认为解除反革命武装的最有利的时机已经错过，并且担心反动只不过是推迟了。但是在这里很难得出比较确切的概念。因此，要是你和鲁道夫能把情况告诉我，这对我会是非常宝贵的。

由于德国事件的影响、粮食供应情况不佳和联合政权毫无成就，最近一个时期，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的力量增强了，我们的群众也激进化了。不过我并不预料这会导致直接的政治后果，除非有来自德国的推动。虽然没有人能说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联合，但是无论如何联合是再也维持不了多久的。工人们目前肯定还不会忍受一个纯资产阶级的政权。我们现在正努力建立新的国防军，以便在联合破裂之前至少这件事能有保证。

我从本德尔最近的信里看出，你们误解了奥斯特尔利茨（指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尔利茨（Friedrich Austerlitz 1862—193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派，1895 年起任《工人报》主编。——编者注）对你的关于战争原因一书（指《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件》（《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编者注）的沉默态度。他曾一再告诉我（几天以前刚刚又说过一次），他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他没有写出来，这肯定没有丝毫政治意图，而是由于疏懒、由于实际事务和过多的工作分散了精力，因为整个报纸都是他一个人管。无论如何不应该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你和工人报的合作会遇到某些困难。尽管奥斯特尔利茨现在和过去一样，在细节问题上会异想天开，但是总的说来他确确实实是站在你的立场上的，而且他会以得到你的文章而感到欣幸。他还曾经拒绝发表卡利（指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92— ）——考茨基的第二个儿子，和父同名，卡利（Karli）是爱称。——编者注）的一篇文章，这同上述情况并不矛盾。我也认为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如果早来三天就行了。

本德尔信中也说到对俄国采取的态度，这是一个更为困难得多的问题。工人们确实象着迷一样注视着俄国革命。每一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仅仅由于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恰好一致就会引起工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是首先是由于工人们固执地抱着从俄国开始、在最短时期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要天翻地覆的巨大希望，并且不愿接受别人的劝告放弃这一希望，正象一个虔诚的灵魂不愿接受别人的劝告放弃对天堂的希望一样。任何一种反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都在工人中引起一种简直是狂热的反抗。可以在理论著作中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也能够有成效地向人们说明，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是以俄国特有的情况为条件的，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但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直接的、敌意的批评却会引起如此狂热的反抗，以致于如果我们在工人报上进行这样的批评，就会恰恰因此而招致党的分裂。我相信，这种看法不仅对奥地利适用，而且在国际上也适用。因此我认为，任何要建立一个排除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际的口号都是既不可能而又危险的。自然，独立社会民主党、龙格等人的与此相反的建立一个“中派”国际的口号也是一样。必须把真相告诉工人，即重建国际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一个排除工党和德国、捷克、波兰等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又不能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或者只能达成虚假的协议的国际是一个无用的无头无四肢的残体。所以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能等待历史本身使事情稍微明朗起来。

虽然我原来的复活节计划落空了，我还是希望很快就有机会和你们谈谈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别的问题。

最衷心地一并问候你们大家和鲁道夫。